放弃色彩，归于黑白

严培明的作品，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是永远单调的色彩：黑与白。正如他在每一个作品里只愿意讲一个故事一样：“这样的方式会被人们记住多一点。”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由强烈对比造成视觉冲击，是他的作品最独特的表现力。

严培明在法国求学时，西方后现代主义正在崛起。纽约渐成现代艺术中心，欧洲的一批新锐艺术家开始反思，对艺术的地域性、多样性进行系统梳理，并在传统上寻找忽略和遗忘的遗产，一批人开始重返架上绘画。严培明的脚步，正踩在西方后现代的频率上。

1985年，严培明决定舍弃彩色。他说这是上海人的小聪明：“处理颜色问题有一个困难，当你面对它时，所有大师的影子都会笼罩着你，你得很勇敢、很伟大。我是一个卑微的人，就逃避了，只画单色。”

他的画面变得单纯，尺寸却被极度放大。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油画部经理尤永这样形容严培明作画时的状态：“他把绘画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他作画的过程像是一场搏斗，他不是在描绘、涂抹或挥洒，他舞动着长刷子直接攻击画布、嘭嘭作响，颜料飞溅。”他将自己与画布置于一种攻守关系中，一阵进攻之后，再退后出局，远远地望着，谋划着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在他大尺寸的画布下，总是涌动着粗砺狂放的笔触和无与伦比的力量。1983年参观荷兰梵高博物馆时，他特地买了几张海报，趴在一边数起梵高作品上的笔触。他盘算着，自己得在更大的画布上涂抹多少次才能完成一幅作品，这时候他决定开始用更大的刷子，甚至几把绑在一起的刷子。他说，“大尺寸的作品给人的视觉冲击是巨大的。”这个经验，来自中学时代临摹大字报。

一位阿拉伯王子曾邀请严培明为他画一幅小尺寸的李小龙像，但他以李小龙只演过大银幕电影，没演过小荧屏电视为由拒绝了。严培明喜欢画大画，因为那是“能让人走进去的东西”。

策展人侯瀚如说：“严培明是这个时代最坚定和最不妥协的画家之一，看他强有力的作品，让人充分感受到紧张和冲突的力量，并意识到艺术与人生的密不可分。”

我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

在单色调的笔触下直面死亡，是严培明偏爱的主题。他在蒙娜丽莎葬礼的背景里加了无数骷髅，也把骷髅画在美元上。“面对死亡，你不能逃避。没有人能逃避死亡。”在自画像里，他常常躺在棺材里，或是吊在绳索上，或者直接就是一具骷髅。

严培明是在父亲去世后开始真正意识到死亡这个命题的。“当一个人开始懂事的时候，身边就陆续有人死去了，你会接触到殡仪馆、火葬场。当父母去世的时候，你会突然醒过来，意识到，快轮到你了。”这之后，他开始了大量的关于死亡的创作。

他想象中自己的死亡是这样一个姿势：“两脚一伸，盖块白布，这个姿势是世界上最普遍、最简单的。”他还为自己的棺材画了两个手柄，“这个手柄一伸就送进冰箱了。”

但死在严培明的笔下永远敌不过生的诱惑。“我倒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

2008年，在美国的Life Souvenir个展上，他把为美军阵亡将士所作的肖像挂成一排，在对面挂上一组鲜红的新生儿的画像。走入展厅的观者，被置于生死的界限上，多少感到难以呼吸，最后总是更多地被红色那一面的生命所牵动。

在另一次展览的一幅自画像中，严培明脖子上套着绳索，但椅子尚未踢掉，眼睛仍在挣扎着转动。“有的时候很不想活了，但是生的欲望总是大过于死。”

生高于死，这想法在他年少时就懵懂出现。严培明那时的梦想，除了去电影院画海报，就是给逝者画遗像，想着“只要有人死去，我就有工作”。他将生死糅在一起，变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1日，严培明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了个展《童年的风景》。空旷的展厅里，34幅印刷在半透明旗帜上的巨幅儿童肖像倒悬在半空中，在鼓风机的巨大引擎声中哗哗作响。

旗帜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被遗弃在医院里的孤儿，身上满是纱布、管子，惊恐地瞪着你，跌跌撞撞，充满挣扎。在鼓风机的吹动下，他们的脸在一个个瞬间扭曲成不同的表情，呐喊，哭泣，麻木，追问，千疮百孔，无依无靠，在列列作响的旗帜间向世界传达生的苦楚和悸动。

每天闭馆后，鼓风机停止了工作，一面面旗帜垂落在灰暗的背景中，孩子们干瘪了，安睡了，一切的悲伤、恐惧和愤怒都静静消散，四周寂静，如同一座坟墓--严培明为这个作品起名“下半旗”。

当新的一天来临，这些低垂着的孩子们又会重新获得生命，残酷而痛苦，继续敲打着参观者的灵魂。像是生命与死亡的轮回，只是死亡的那一段，只有严培明独自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