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悉的世界以外，有没有你拒绝的东西？

2011年3月29日汪建伟开了微博。他坦白目的“非常功利”：设想“黄灯”是共同体，那么需要一种连接方式，微博于是被当做他不熟悉的一种连接方式。“黄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任何时候都应该处于可被质疑的关系当中。微博也满足了这一条：“你经常会在微博上读到莫名其妙的话，而且无法解释。”

在3个小时的采访中，汪建伟一直保持他均匀和缓的语速以及准确到每一个停顿的叙述方式。一旦进入这种表述，他几乎不会停下来斟酌某个用词，但你可以感觉到他在思考和表达并置的状态。他说自己写东西也极慢，先写一大堆，再不断改，有时候把文章改到没有了。“生活中我比较节约。不是节省。节约的意思是对任何一件事情用最准确的距离和时间来处理，一个小时的事情你不能用10个小时来处理。可是当一件事情必须用复杂的方式来做，那就要复杂，否则它不是节约而是浪费。我自己唯一能想到的描述我作品的词，也是‘节约’。”

汪建伟说，两三年前有电视台采访他，问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如果非要说，这30年仅仅让我学会了犯错误是一个正确的事情。30年前，我根本不知道当代艺术，以为俄罗斯艺术和写实油画就是全部。1983年，郑胜天老师从美国访问回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装置艺术’。什么是装置艺术？当时没有人知道。我去查字典，字典里解释成装饰。”

汪建伟记得当年郑胜天为学生放的幻灯片是大型装置《火烈鸟》，这件作品在美国芝加哥机场。2004年，汪建伟作为访问学者去芝加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机场的《火烈鸟》。从那堂课开始，汪建伟发现自己拥有的关于艺术的经验并不是全部。“这对我是决定性、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颠覆了我所有的经验。以前我到毕加索可能就停止了，但装置把我带到了杜尚和博伊斯，我对绘画动摇了。”

《黄灯》之第三章节《内战》

在浙江美院油画系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没有画画，完全是在密集阅读中了解外部世界。熟悉的世界以外，有没有你拒绝的东西？汪建伟这样自问。他想起高中时自己最拒绝的是科学，决定重新进入。“在新街口的书摊上我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艾什比的《大脑设计》。可能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这几本书，但这些阅读对于我是决定性的。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果你不回避艺术也是人类全部知识的一部分，那就应该回到另外一个逻辑上：为什么不能使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思考艺术问题？这是我一个革命性的原点。”

曾经得过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的汪建伟没有参与“八五美术运动”，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直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装置艺术和多媒体戏剧。他是第一个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被西方认为是艺术语言最为国际化的一位。1994年，他的实验性艺术项目《循环－种植》成为具有相当传播度的作品。他回到插队的地方，说服当地一个农民拿出一亩地做试验，协议是他负责提供新品种小麦种子，农民负责播种，风险与收益由他们共同承担。结果试验田亩产800斤，当地其他农民的最高亩产才700斤。汪建伟和那个农民把收成分成4份，交公粮、留种、农民的口粮、自己的收成。整个种植过程他用傻瓜相机记录下来。汪建伟用他的“艺术家身份”，探讨以这样一种身份进入其他领域时所产生的新的关系。在成都，汪建伟后来又做过另一个和种田有关的作品。那个时期城市快速扩张，他发现城里建一套商品房，农村就被征用了一块地。“我就在成都找一个最流行的户型，大约60平方米，是建筑师刘家琨推荐的，说这个户型卖得最多。我把同等面积的稻子带土移植到户型里，头3天郁郁葱葱，然后就迅速枯萎了。”

《黄灯》之第一章节《用赝品等待》展览现场

汪建伟最不愿意听到艺术家要去关注社会这类说法，他说感觉像是艺术家要游过一条河，到对岸去肮脏一下，再回来洗个澡。“对不起，你就是社会，你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用不着去伪造他人的问题来获利。我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非要让我可理喻，要我做安全的事，老是用大多数来威胁我，说大众不喜欢。我不能想象，如果艺术连自己的民主都不能实现，它还能够去为另外一个民主做什么呢？少数不应该有道德优越感，多数也不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