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仁民间方圆几十里，刘文彩是有口皆碑的大善人。当地的碑文称刘文彩慷慨好义，有燕赵豪侠风。 

《收租院》的故事是四川当局的一些人当年倚仗强权凭空捏造出来的。  

由于害怕民众揭露他们的谎言，尤其是居住在刘文彩庄园周边民安村的民众。他们知道的真相最多，而且最容易接近来庄园接受“教肓”的参观者，于是这些人就成了编造刘文彩谎言最早的受害者。  

1960年春，当局首先将刘文彩庄园周边的民众从原籍发配到一个叫八管区的地方。这些不幸的无辜者许多就死在那里。  

民安一队的贫农刘直君夫妇去后不久就双双饿死在八管区。死时两个儿子还小，由他人领养，一个去了温江养鱼塘，一个去了崇州中和场。  

民安三队的贫农刘子君夫妇和他们12岁的大女儿也在去后不久饿死在八管区。8岁的小女儿刘淑芳侥幸活了下来。  

刘子君之女刘淑芳 刘国元的妻子杨开玉和其小儿子民安一队的贫农刘月如不久也饿死在那里。

民安三队的贫农刘国元，是乡镇文书，发配到八管区后看到很多人饿死，便写信向上级反映，其中有“娃儿饿得尽叫喊，大人饿得倒偏偏”两句。上级就以反革命罪把他逮捕判刑，并五花大绑地押到农村各地批斗，不到半年就死在牢里。死时年仅31岁。刘国元的母亲看到儿子受难，肝肠寸断，活活气死。29岁的妻子杨开玉拖着不到十岁的五个孩子和一个老母，其艰难无法言说。老家的亲人去帮他干农活时，看见五个饥饿的娃娃围着杨开玉要吃饭。由于贫困，更由于是反革命家属，三个大孩子都无法读书。杨开玉守寡至今。 

民安一队的刘体忠，是个起义人员，发配到八管区三个月就饿死在那里。他死后家里更艰难，年仅10岁的小女刘世英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弄了一根生产队的甘蔗吃，被生产队长活活打死。 此次发配到八管区的人家至少有十余户，除上面提到的死者，至少还有刘用箴和刘福田怀抱里的一对双胞胎。 

1964年，本地民众多次向来庄园受“教育”的外地人揭露他们的弥天大谎，于是当局再次施用发配他乡的手段来制造恐怖，把民众打压下去。  

1964年的发配是拿民安一队的刘富田来作开刀人。  

刘富田过去曾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后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因他家没有田产，土改划成份时定为贫农。1964年九月初前后，当局以刘文辉的伪军官为名把刘富田抓起来，凭空诬陷刘富田是反革命，还诬陷他偷牛，他们指使民兵队长郑泽安把他反吊起来毒打逼他承认，又威胁他的亲弟弟刘富成来作假证，来“揭发”他。刘富成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在恐怖政治的威胁下被迫作假证说他哥哥偷牛。当局利用刘富成屈从威胁是个没骨气的胆小鬼，又逼他说刘文彩强迫他搬家，这些都是后话。本地人都说刘富成乱说，都鄙视这家人，而刘富成也给大家表白过，是上面逼他乱说的。  

在日复一日的酷刑下，熬不住的刘富田被迫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偷牛贼。整刘富田是为了制造恐怖，威吓民众不敢“乱说乱动”。果然，民众吓住了。  

1964年10月1日安仁开大会，刘富田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并判无期徒刑。接着又宣布对庄园周边十几户农民的驱逐令，驱逐令上规定没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等。工作必须当天完成。 逮捕刘福田已经把人们吓住了，接下来的驱逐令更是把人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没有犯过任何法，没做错过任何事，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凭什么驱逐我们？当局根本不考虑无辜者的死活，他们就是要制造冤案，就是要制造死亡和苦难，使民众感到恐怖不敢出来揭露他们的欺骗宣传。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极度的恐怖中，这些被驱逐者只好离开自己的家。 

这些人被发配到外乡，又不作安置，他们只好去住破败的茅棚、窝棚，里面腐臭难当，没有床，更没有家具。茅棚矮得腰都直不起。所有被驱逐者都被定为“坏人”，在新地方他们被歧视、被修理，还克扣工分、克扣口粮，简直把人往死路上赶。 在极左年代，只见把受迫害者押解回原藉劳动改造，从没见过把无辜者从原藉发配他乡。

刘福田的妻子拖着三个孩子，其艰难无法言说。子女不准报名读书，刚满三岁的小儿子送给别人讨个生路。 

被驱逐者中有一人叫刘德均，此时他的新婚妻子邓秀芳马上就要生产了，因发配地床都没有，哀求下宽限了几天，就这样还隔三差五来催促。阴历九月二十五曰，极度惊恐紧张的邓秀芳产下了孩子，接着上面就来催逼，生产不到十天的产妇就被赶出了自己的家。 邓秀芳 刘福田 刘世炳廖秀芳 当年28岁的刘世炳也被驱逐。他毕业于新津师范校，原是教师，其妻廖秀芳是共青团员。刘世炳认为自己的房子是土改分的，自己又没犯过任何法规，凭什么没收自己的房子和家具。他找当局评理，根本没有用。回来时房门已上了封条。刘世炳见状气愤已极，上前把封条扯了，夫妻双双进门回到家中。当局知道后，就把枪发给了打手郑泽安等人。当天晚上刘世炳有很大危险，好在有人把险情告诉了他，他吓得立刻跑到外县去了。晚上民兵来的时候，家里只有共青团员廖秀芳，她还背着自己不到四个月的儿子。民兵进门就上前把她绑起来押往发配地，押解途中路过徐大石桥时，廖秀芳由于气愤和绝望，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好在被人拖了回来。 

被驱逐者中有一个五十余岁的寡妇廖素瑶，因她三十几岁才嫁人，所以在扫地出门时两个女儿才分别15岁和17岁。这家人本来就过得十分艰难，当局也不放过她们。在发配途中小女刘世伦扑到水里，到了发配地就病了。当时吃的住的都没有哪来钱治病？一个月后的一天，廖素瑶饿得昏倒在地，两个女儿哭着喊妈妈，她们把仅有的一碗稀饭喂了妈妈，廖素瑶醒过来了，小女刘世伦倒下死了。死后廖素瑶把小女抬回庄园边的墓地来安埋，当局害怕这幕惨剧激起民愤，于是说廖素谣把女儿埋回家乡是向共产党示威，立即派民兵把廖素瑶抓来批斗。 还有一个外来户陈履章，其妻刘世英出身贫农，他们也被发配。他俩有个未满三岁的儿子贵伟，被扫地出门时孩子受到惊吓，发配地的凄凉孩子无法接受，于是小贵伟成天哭喊着“我要回去”哭了整整一个多月，活活哭死了。儿子死后不久，刘世英也因劳累过度成了残废。廖素瑶唯一活下来的女儿刘世勋（提起往事她就哭） 残废了的刘世英在此次从原籍发配他乡的过程中，主管部门的打手刘世应等人还扬言要把这些人统统杀了，在恐怖下有些单身青年就吓得远走他乡。如陈建中和刘世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