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马识途的文章提到饿死人的事，那么那几年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 据说省档案馆记录的是810万人。这不真实，据老干部邓自力（邓小平的兄弟）的回忆文章《坎坷人生》中有这样的记载：“老陈说：‘李井泉才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把四川老百姓害得好苦，1960年死的人上千万，据公安厅统计的还不止这个数，不敢上报。’”（摘自《坎坷人生》265页）
那些年大邑县又饿死多少人呢？ 一九八三年出的大邑县县志上有历年的人口统计，现摘要列出：
公元 1950年303350人
1958年346770人
1959年317673人
1960年295188人
1961年281491人
1962年280906人
由此表可看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人口负增长了65854人。 而刘文彩的罪恶故事就是在那几年大饥荒年代中着手编造的。也正是那个民众大量饿死的历史背景，编造出来的刘文彩故事才拿来疯狂炒作，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收租院》故事里还有几个不是刘家的人，其中一个是李育滋用绳索勒死穷人李国清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个天大的冤案。当年李育滋把李维嘉、周鼎文等一大帮共产党员保护起来救了他们的命。解放后这些人恩将仇报，反咬他是大地主大恶霸镇压共产党，把他抓起来施以酷刑，先是吊打，手臂吊断后又把他的左眼球活活挖出来，在枪杀他的现场，周鼎文还高高坐在审判台上。李育滋死后，他的心脏肝脏和生殖器都被挖了。李育滋一家八口人死来只剩下三口。李维嘉、周鼎文这些党员，又把他们制造的冤案放到《收租院》里，作为地主阶级的罪恶来展出。
《收租院》里还有一个恶霸地主陈玉堂的故事。当年陈玉堂把他的家长期提供给李维嘉，周鼎文等共党员作活动据点，无赏给他们提供食宿，掩护他们，还把自己仅有的30多亩好田全部送给这帮共产党。土改时周鼎文等人恩将仇报说他是恶霸地主，把他抓来受尽酷刑和侮辱后枪杀了。 刘小飞在调查中得知陈玉堂全家已死光了。 这些人都成了马识途，李维嘉集团编造伪历史，骗取政治本钱而杀人灭口，杀良冒功的牺牲品。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过去抢银行，贩卖鸦片，私印伪钞，杀人抢人时使用的两块造****的石印版，也放进刘文彩庄园作为刘文彩的罪行展出，说“刘文彩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还私印伪钞，铸造****，榨取劳动人民血汗”。
《收租院》里曾有一篇这样的文章，题目是《以阶斗争为纲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有段是这样写的：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拼凑反革命的还乡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使‘收租院’的悲剧重演，万恶的地主庄园再现，他的黄梁迷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被革命人民击得粉碎。历史岂容逆转，复辟不得人心。今天我们正沿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高歌猛进。”（《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调整充实展出内容文字说明》） 《收租院》里还有许许多多荒唐的故事，全是捏造，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当局把《收租院》的故事编进中小学的教科书，又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反覆放映，更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大肆炒作，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为四川和平解放立下汉马功劳的刘氏家族成了宣传的牺牲品。 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被官方从原籍发配他乡，他被迫远逃他乡，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他为人友善，从不与他人结怨。由于《收租院》的宣传，说刘文彩迫害农民，那里农民便把刘世伟全家杀了。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刘世伟是用绳索勒死的。 刘文彩的小儿子刘元贵被成都铁路局弄去劳动改造，也死在外面。 主管当局疯狂迫害刘文辉家族，刘文辉住在成都的夫人李助干也不能幸免。1965年四川当局把年逾六旬的李助干强行押解到农村去监督劳动，听说还把她弄去游街批斗。刘文辉的长女刘元恺去找四川省委统战部，那里根本不予理睬（可见是故意的），直到刘文辉找了中央统战部后才把她放回来。身心受到伤害的李助干于数月后郁郁死去。 刘文辉的长女婿，主要起义将领伍培英在1966年被逼自杀。 主要起义将领刘元瑄的四妹刘元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当晚9岁的小女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抗日将领刘湘的侄子刘世海因自习英语，主管当局的人（有人说是安师吕）怕他向外国来宾用外语揭露刘文彩的真相，借口都不用就把他抓去高山劳教所关押，邓小平上台后才放出来，那时刘世海已被逼疯了。一天夜里一架城管的车把他拉走，从此他从安仁民众的眼中消失，时光过去了二十多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几年前生产队把刘世海的宅基地拍卖了，看来他已经死了。
《收租院》中还有一个杀人霸产的故事，说刘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把三个正在田里栽秧的贫农打死在田里。这个故事编出来后官方强迫曹克明承认，不然就要吊打他。曹克明被迫“承认”了。当艺术家把这个故事塑好后，就把曹克明抓捕判了十五年徒刑。邓小平上台后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五年把他放了。他不服，他到县法院去申述，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我们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曹克明又到上级法院去申述，上级法院也是同样态度。曹克明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鸣，1982年走投无路的曹克明到大邑县人民法院门口服毒自杀。曹克明死前，一再对儿子曹登贵说：“你要为我伸冤啊！” “杀人霸产”中的曹克明 曹克明之子曹登贵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编造《收租院》故事的那些人，可以随意制造冤案，随便抓人，而执法机关处于仆从地位去配合他们。《收租院》就是这样编出来的。这样的《收租院》能称之为艺术品吗？！
编造《收租院》的那个班子，在1965年10月完成《收租院》的编造后，又乘胜挺进创作出了泥塑《农奴颂》，这是反映西藏上层与达赖的奴隶制的群塑，规模内容与《收租院》大同小异。《农奴颂》完成后，当局准备把它到刘文辉公馆里展出，后来高层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未同，主管当局才作罢。 当年《收租院》进京，据说盛况空前，但周恩来却不去看这个把戏。 现在主管当局还在大肆吹捧《收租院》的什么艺术性，思想性。当年中宣部的周杨说《收租院》是“建国以来两大雕塑之首（另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998年刘小飞从大邑县城乘中巴车去安仁的路上，当司机得知他是刘文彩的孙子时，他对刘小飞说：“我爷爷今年95岁了，现在还在，他说的，当年在你们家交公粮的时候，八个人到齐了就开饭，结果编他妈B个啥子《收租院》出来！”有了当年老佃户的这句话，《收租院》所有的艺术艺和它所有的思想性通通落得分文不值！ 去年主管当局把《收租院》运到法兰克去展出，我真不明白他们在宣扬什么。据说德国的卡塞尔大学还专门研究《收租院》，我请热心的朋友把这篇文章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真相，不要被骗了。十年前有意大利的一个什么机构还授予《收租院》金质奖章，他们知不知道事件真相？！在此希望热心的朋友把这篇文章传给他们，让他们明白真相，收回奖章。
在此我恳请各界人士和相关部门派专人来调查刘文彩事件的真相，不要再让那些冤案的制造者在台上掌控话语权，装模做样地欺上压下，还受害者的荣誉！还受害者的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