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以来，深圳美术馆围绕“图像转向”的主题，已经连续举办了“观念的图像”展、“图像的图像”展与“嬉戏的图像”展等等。(1)本次策办的“历史的图像——2009中国当代艺术”展就是以上几个展览的延续。它展示的主要是借用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历史图像进行当代性创作的艺术作品，这正像“嬉戏的图像”展主要是展示改革开放后具有卡通倾向的艺术创作一样。而之所以策办这个展览至少有着三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第一，从国内的背景看，运用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历史图像进行当代性艺术创作的现象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了，到90年代以后，则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涉及，其数量蔚为可观，不可小视;第二，从国际背景看，那些与中国有着类似经历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相类似的创作现象，如苏联、南斯拉夫、东德、古巴等等。事实上，此类艺术创作的确给国际当代艺术带来了全新的活力。这足以表明，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由马克思主义确立的革命传统，至今还在发生重大的作用。简单地加以否认，既不可能，也不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对待。据我所知，在国际的范围内，已经有一些学者在对此进行十分严肃的学术研究，比如2007年8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后社会主义》、2005年5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社会主义》，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又如艾尔雅维茨撰写的《图像时代》一书，(2)也有专章谈及相关艺术创作问题——其中还谈到了中国艺术家王广义与余友涵的作品，让我深受启发。

不过，对于“后社会主义”的解释，法国学者杜汉纳与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并不相同，我在本文主要是借用后者的理论，它包含着政治转型、经济改革与公民社会的不断形成等等内容，而且泛指一切有着社会主义背景，后因处于改革与转型发生重大政策变化的国家。我认为，如果借用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那么，显然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理想化”与“正统化”的社会主义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另一个是“后社会主义”阶段，即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这两者之间应该算作是过渡时期。阿里夫·德里克的论述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很大的调整，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整个社会、文化(包括艺术)以及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完全不相同的。

去年5 月，我曾经应邀在重庆出席了由四川美院与德国大使馆联合召开的“德中文化论坛”，我注意到，其组织者发给参与者的第三个论题是：“社会主义美术的重生”，具体的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社会主义美术作为一种特殊因素被重新使用。”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很难苟同。在我看来，与东欧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存在着，尽管今天的社会主义美术已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占有主导或中心的地位，但它从来也没有消亡过。再从中国当代艺术的范畴看，虽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确出现了一大批“重新使用”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美术元素的作品，但这一点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美术的“重生”。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叙述者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中国的现实为例，在改革开放前，艺术家们往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和特定文化机构的严格控制下进行艺术创作，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艺术家们不仅必须按党的政策去提炼创作素材，而且必须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三突出”、“红光亮”等原则进行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家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主流性的叙述，(3)要不然就会带来政治上没完没了的麻烦，甚至遭到牢狱之苦与杀身之祸。R9uo,j[1]`62241而在80年代以后，艺术创作的环境远较过去宽松，虽然还有艺术家在按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创作，但更多的艺术家在创作时是从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感受出发。实际上，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相对独立的艺术共同体。一个是主流艺术共同体，一个是当代艺术共同体。而在当代艺术的共同体中，一些严肃艺术家往往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然后以极其丰富的、凝聚着历史记忆的图像符号来重新解读历史与回顾历史，进而达到反思历史、干预现今的目的——其手法显然是对“后现代”的借鉴，或借取之，或盗用之，或征引之，或影射之，或戏仿之。结果就在重新处理原有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上，明确表达出了非主流性的、个人化的叙述。从本质上看，这是艺术家们在创作上的重大超越，也可说是从一种话语状态转向了另一种话语状态，其意义不可低估。柏拉图曾经说过，“回顾就是学习。”我觉得，一个民族就是通过回顾来学习的。而艺术家们的类似创作完全可以看成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学习。由于其是立足于现在的回顾、是关照未来的回顾，是经历了历史巨变后的回顾，更是历史与现实的强烈碰撞，所以十分有利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很明显，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所谓革命的历史性图像符号对于相关艺术家来说，仅仅是一种基本的创作元素而已，由此便推论 “社会主义美术的重生”肯定站不住脚，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当然，的确还有少数艺术家为了迎合市场与一些西方策展人的想法去机会主义地运用带有改革开放前记忆特征的革命图像符号进行创作，但这与严肃而有使命感的艺术家的创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有一些批评家曾经对此提出过十分严肃的批评，我在此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