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美术”元素的借鉴与改造

虽然在中国85新潮勃兴的时候，也出现过借鉴波普手法的作品(如艺术家吴山专、谷文达等)，但席卷当代中国画坛的“波普”旋风却是以一个代表性人物——王广义为标志才出现的。王广义原是“北方艺术群体”的重将，在“85新潮”期间，他对倡导人文精神的“理性绘画”起过重要作用。进入90年代后，由于他敏锐地感受到，在由政治、经济、市场、伦理等因素构成的新文化环境中，继续沿用空谈昔日人文精神的老思维模式，艺术家将会缺乏参预现实、干预生活的主动姿态。因此他率先提出了“清理人文热情”的口号。依我的理解，他其实并不是要简单地抛弃“终极关怀”的价值观，而是希望以一种更新的方式寻找更适时、更合理、更有针对性的人文精神。也正是对进入艺术的方式有了全新理解，王广义最终告别了使他在85时期成名的理性绘画，转而画出了著名的作品《大批判》系列。在这组著名的作品中，艺术家借用美国波普的观念与手法，机智地将流行于“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报头画——工农兵手持巨大的毛笔与钢笔呈战斗的姿态——与流行于当今中国的外国商标—可口可乐、富士、柯达等并置在了一起，结果较好地实现了历史的比较与文化的批判。具体地说，其以揶揄、调侃的手法提示了中国新兴消费文化中的“崇洋风”与“拜物热”。它甚至会让我们联想起那个提倡“自力更生”与闭关锁国的年代。与王广义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艺术家余友涵、李山、刘大鸿、杨国辛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借鉴美国波普的观念与手法，以组装各类符号的方式揶揄政治与文化的神话。但与王广义不一样，他们更多是用美国波普的观念与手法转译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性经典影像，而不是借用“社会主义美术”的元素。本次参展艺术家罗氏兄弟的作品尽管使用的是水墨材料，但也运用波普的方式明显借用了革命时代的文化符号，于是对当年的革命性宣传模式进行了必要的反思。年青艺术家贺棣秋的雕塑作品则带有调侃的意味，其将八个样版戏的图像做了卡通化的处理，这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年青一代对过去革命年代的一种认识，很有意义。

3、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历史现象中提炼文化符号进行艺术表现

严格说来，个别从事这一类创作的艺术家参照的也是美国波普的观念与手法，但他们既不是借用改革开放前的经典影像，也不是借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美术”的元素，而是巧妙地将体现着前主流意识形态的现象——包括物品与事件等等——首先转换成特定的文化符号，然后再进行艺术表现。艺术家李邦耀近期创作的一批作品就选择了一些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物品——如粮票、毛主席像章、军用书包、红旗牌轿车、永久牌自行车等等——并用当今广告的方式画了出来，这不仅从今天的角度重新思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质缺乏、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等重大历史问题，也展现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其与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从他个人的创作逻辑出发，还很好强调了在不同时代，物与人关系的不断演变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巨大变化。与他采用相同方法创作的还有艺术家徐一晖。比如在陶艺作品《小红书》中，他就将文革中盛行的毛主席语录做成了一个生日蛋糕，并在四周簇拥着花朵。这使人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反思那个特别的年代。雕塑家隋建国也曾经从历史现象中提炼文化符号进行艺术表现，运用的是类似奥登伯格的手法，比如在著名的雕塑作品《中山装》中，他就借用了一个十分通俗、普及的符号——中山装，从而突出了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向社会主义演变的历史过程。另二位艺术家——魏光庆、杨国辛虽然也借用了美国波普的艺术风格，但更多是引用改革开放前的革命经典影像与文字符号来强调了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其作品具有深刻的启示性。艺术家刘卓泉在他的装置与影像作品中，也与李邦耀一样，利用旧物对历史进行了陈现。它们肯定会引起有相关背景人士的丰富联想。

毫无疑问，在引用革命图像方面，肯定还有其它创作方式，但限于篇幅就不多谈了。以上我在谈到三种不同的创作方式时，更多介绍的是在改革开放前出生或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在改革开放后出生或成长的年轻艺术家在借用体现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图像符号创作。相对前者，他们的作品体现出了一种更新的立场与态度。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艺术家以影像、装置等新艺术方式借用了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图像符号，这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与研究的。限于篇幅，我就不作具体而深入的评介了。但我今后会围绕相关题目做更深入的研究。

注：

(1)2007年，我还在上海美术馆策划了“变异的图像”展。

(2)2003年2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3)在这方面，文革美术最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