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作为中国大陆三个最重要的官方美术馆之一，广东美术馆举办了“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作为在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之后举办的广州三年展，其包含的当代艺术的“合法性”问题已经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第一届广州三年展的意义在于：通过充分展示之前十年当代艺术的展览进一步巩固了“前卫”、“现代艺术”、“新潮”以及“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当观众进入展厅时，他们发现那些被称之为“实验艺术”的怪异作品已经成为解说员嘴里生动的内容。⑿这届由巫鸿策划的展览出版了有充分准备的学术文献《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这意味着，官方的美术馆已经开始了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进行学术研究。之后，广州美术馆举办了涉及东北、西南和广东地区8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的展览，并且通过像“吴山专，但仍然是红的”这样的展览来对艺术史进行考察与研究。展览的标题是“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这就是说这届展览的任务是对历史的书写。正如馆长王璜生馆长在“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的开展前言中写到的那样：

广州三年展这一长期性计划形成这样的基本思路：“关怀文化，关注历史”。我们认为，文化生成于历史，并蕴藉着历史，是历史凸显于当下的“面”，是对当下现实和人的精神影面的映现。文化标本的累积和凝聚，构成的是一幕完整的历史…具有纵深感和横向度的历史。由文化而切入现实和历史，应是表达当代思考的一条有效途径。

在第二届的“别样的现代性”之后，2008年9月举办了第三届广州三年展，这次的学术主题是“与后殖民说再见”。“后殖民”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这样话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被学术界经常提及。事实上，这个问题遭遇着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它涉及身份、种族、阶级、性别乃至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复杂性，策展人高士明与来自伦敦的印度人萨拉•马哈拉吉（Sarat Maharaj）（另一个策展人是来自香港的张颂仁）之间也存在着理解和判断上的差异。

在陈述“主体概念”的时候，策展人解释了他们“与后殖民说再见”是什么意思：

“与后殖民说再见”并不是对于后殖民主义的简单否定。一方面，作为一种现实处境，后殖民远未终结；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策展与批评领域的主导性话语，后殖民主义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不但日渐丧失其批判性，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体制，阻碍了艺术创作新现实与新界面的呈现。所以，“与后殖民说再见”，不但是从后殖民“出走”，而且是“重新界定”和“再出发”。

在这样的态度里，存在着这个所谓的“新的体制”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作用等诸多问题，同时，当“后殖民”作为一种现实处境还存在着的时候，当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的关系时，“重新界定”的依据究竟是什么？有一个全球化的价值体系吗——这显然是一种中心主义的论调。

有研究经历的人知道，后殖民主义本身就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既是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和后冷战时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侵略政策，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有针对性的理论思潮。有趣的是，策展人显然试图带着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来反省今天的文化现实，但事实上，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方法在中国仅仅限于少数学者的文本讨论，这些没有被消化的西方概念或西方文本（萨伊德、斯匹瓦克和巴巴的写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个部分）本来就没有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现实进行过有效的分析，只是，那些频繁出版的翻译与理论著作仅仅在消除中国读者内心的本质主义习惯上起到了作用。因此，当中国策展人与用英文写作的印度人共同使用“后殖民”这个概念的时候，人们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主题究竟是针对全球的艺术家、亚洲的艺术家或者仅仅是中国的艺术家（展览毕竟在中国的城市展出）。考察冷战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史，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曾经被殖民地区、亚洲或者中国的影响力之所以获得了有效的扩大与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有直接的关系，这意味着那些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为被殖民地区和国家争取解放的知识分子的墨水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可能有效地对后殖民主义（对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或文化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进行批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才有可能与西方的或者那些在国际上批评西方的知识分子平等讨论问题，也才有可能对“后殖民理论”提出质疑，也才可能说出“重新界定”和“再出发”这样的豪言壮语。

的确，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中国现实是复杂的、特殊的和不能简单类比的，但是策展人提出了一些希望人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本届三年展邀请学者、作家与艺术家共同思考——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文化-生存论语境中，我们何以可能讨论“创造”？在多重现实与网络生存的时代，当我们通过媒介、通过虚拟技术可以轻易获得替代性现实或者另类生活世界的时候，艺术家对于现实的超越意味着什么？创造性意味着什么?可能世界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厘定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事实上，不同地区、国家甚至不同的城市的艺术家因为他们在阶级、种族、民族、宗教以及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所构成的个体经验与立场不可能去响应对同一个或者几个问题的解答，后现代理论以及后殖民理论本身也为放弃中心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框架，这的确为今天的“创造”提供了难题。

总之，“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是最近十年中国知识界翻来覆去使用的词汇，可是，正是资本的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玩弄精神符号提供了的物质平台。可是，经济上的繁荣导致那些仍然有形而上学或者文本游戏惯性的人们很少注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关系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制度上的不对应，文化传统上的差异自不待言，这为分析中国的文化艺术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了迷雾。

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的重要意义由此呈现出来，即，策展人通过“与后殖民说再见”的表述、展览与流动论坛的展开，提示了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如何去理解后殖民理论的缺陷，不是去分析“政治的正确性”有多么的僵化与失效，也不是回到狭隘的中国问题上去，而是，什么是我们今天每一位艺术家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可能在差异现实中得到具有道德共性的解决。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越来越体会到，在很大程度上讲，权力、资本掌控着这个世界，文本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具有指导作用的思想。而对于一位以中国为基本语境的艺术家来说，他所面临的权力与资本问题仍然与人的基本自由有关，而人的基本自由在那些生活与工作在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似乎根本不是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是中国艺术家而不是西方艺术家总是表现出“创造性的焦虑”，其创造的概念也总是涉及他们熟悉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问题的原因。那些完全躲避在自己的小天地和虚拟世界里的年轻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摆脱这些让人心烦的内容，是因为他们先天不拥有历史的记忆，他们被花花绿绿的世界给遮蔽了，他们相信文本的力量，也就不去关注中国的“元政治”的危险性。2008年的广州三年展被认为是一个国际性的展览，因此也就肯定不局限于中国现实，可是，策展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实现他们的“重新界定”呢？这为即将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艺术家提供了很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