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于1982年的《电影与装扮：理论化女性观众》1一文中，存在着一种暴力，那是由于企图要把装扮这一概念扯离其语境所造成的结果（这在许多方面都是失败的）。总而言之，装扮并不是用来阐明通常与观众联系在一起的那种作用力，而是要指出一种作为他者的生存模式——即再现的纯客观化和具体化。当装扮之际，琼·里维耶那位著名的病人否认她是作为言说主体的状态（作为一个讲述者，作为一个拥有一定权力的知识女性），而是转变为女性特质的适切形象，以便补偿她“失去”的主体性（也就是里维耶分析中的男性特质），并吸引男性的凝视。因而，装扮似乎就成了观众／主体性的对立面。的确，我先前的论文在女性电影观众无常变化的动机和女性观看（以及装扮的实施，正如玛琳·黛德丽和致命女郎的情形所示）的电影再现之间摇摆不定。

本文在另一路径上偏离由里维耶所引发的有关装扮问题的精神分析式讨论。对里维耶来说，正像拉康和依利格瑞在他们的作品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一样，装扮明确指向女性特质的一种常规而非一条出路，指向一种形象的 “不稳定性”，或者如我所言，指向一种“女性肖像学的陌生化”。2但那是一种古怪的常规，它通过特有的矛盾，表明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任何关于女性特质的概念都会面临的困境。在里维耶的分析中，“常规的”女性特质就是一种装扮，然而，正如她的女病人的情形一样，装扮也是病态的。那位女病人，就像里维耶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她的能力和专长都得到了同事的认可。但是，为了补偿这种角色中假定存在的男性特质，那位病人就借助于女性特质被夸大的方面，在每一种专业化的表演后面，戏耍她的同事。里维耶分析中的焦点就是下面这个被频繁引用的段落：

因此，女性气质能够作为一个面具而被采用被穿戴，这既是为了掩盖所拥有的男性特质，也是为了转移如果被发现拥有男性特质时可能遭到的报复——这就像一个小偷掏空他的口袋请求搜查，以证明他并没偷东西。现在，读者也许会问，我怎样定义女性气质，或者真正的女性气质和装扮行为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然而，我的回答是，不存在任何的区别；无论是极端的还是表面化的，它们都是同样的事物。3

在这段描述中，女性特质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仅仅是作为一种伪装，用以掩盖女性对男性特质的挪用；作为一种诡计，用来与那个潜在的、报复心极重的父亲般的人物达成和解。男性特质不是她的；如果她声称要从一个权威的位置发言，那就是一种“偷窃”。

在里维耶的文章中，“偷得之物”或“窃取之财”的主题一再出现，这使人想起弗洛伊德在他关于自恋的文章里对女性特质与犯罪特质的相提并论。4“窃取之财”当然就是菲勒斯。女性主体并不害怕“翻出口袋”并“要求搜查”，因为菲勒斯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客体。因此，里维耶再次把缺乏的主题和菲勒斯辩证法刻写进性别差异的判决中。并不存在女性特质，确切地说，其原因在于它只是一个取决于男性特质定义的概念，这看起来似乎在支持弗洛伊德的主张：只有一种力比多，它是男性的。在这段描述中，女性特质是一种对于非法夺取男性特质的反应形态（reaction-formation）。女性特质本身是空洞的，无实质的，仅能通过分娩、装饰面纱和非必要的姿态来维持。对拉康来说，“女性特质以面具作为避难所的情况……导致了某种怪异的结果：人类中，男性展示自身，看起来就像是女性。”5

在言说行为的背后，里维耶的病人承受着那些来自常规化却又是病态的装扮的打击，是值得注意的。里维耶只能把这个妇女作为与男性角色相关联的话语主体而加以概念化。当一个人说话时，当她参与并且挪用一种通过缺席和差异而得以规则化的语言时，她也必定会把菲勒斯用作缺乏的能指。在语言中，她被菲勒斯化，成为一个小偷。在这种意义上，里维耶的分析似乎预示着对性别差异和语言差异的拉康式表述，而非一种语言理论。里维耶虽然不够理论化，却仍具说服力，她明确地指出了一种涉及到语言的女性焦虑。

我的《电影与装扮》一文的前两小节，正是用来探究那种支撑拉康式精神分析的语言理论，探究它与性别差异问题相连接的方式。这种理论首先是一种关于缺乏、距离和分隔的理论。对索绪尔来说，“理想的符号过程”建立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特定距离以及它们的任意关系的基础之上。语言被差异、缺乏和不在场所缠绕，这构成了它最有效的机制。在试图对希区柯克电影做出一种另类女性主义读解之际，塔尼亚·莫德尔斯基对这种符号学理论提出了质疑：“正如我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要做的那样，一个人也许会怀疑多恩所提出那种非常‘理想’的‘符号系统’——而且，尤其是那种理想的‘距离’，或者在布莱希特理论中称之为‘间离’的东西”。6现在，我相当肯定，索绪尔在分析能指和所指间的距离时，脑海里并没有布莱希特式的间离——他们绝不相同。这是在两个层面上的一种非常危险的滑动。索绪尔的“距离”是语言的特定条件；布莱希特 的“间离”是表征中的一种激进政治策略。尽管莫德尔斯基相信她置疑了“理想的符号系统”，但却没能另外提出一套能指可以包含所指的语言理论，而是迅速地转向了间离和认同的层面。7

这是一个关键的点，因为问题甚至不在于语言理论本身，也不在于它与性别差异相连接的方式。在拉康的作品中，以及在把他的分析加以扩展的女性作者依莉格瑞和蒙塔莱的作品中，女性被剥夺了语言所需要的距离——女性特质就是封闭，亲密，“被包裹在它自己的连续性之内”。8我在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对女性特质的一种完备的定义，而是说，它是一种不断持续的（persistent）定义，既存在于由精神分析所发出的各类理论话语中，也存在于电影本身中（特别在它把女性观众与诸如“哭片”或催泪片类型相联系的时候）。这些话语在特定文化里为女性安排了一个位置，一个场所。当然，这个位置是不真实的——因为它并没有标示出女性个体的所有行为和特定差异。但是，承认它的不真实性，并不构成一种对它的强力和实效的否定。

索绪尔不是唯一觉得有必要把语言功能看作距离或分裂的理论家。9对雅克·德里达而言，语言的特征，正如书写的结构一样，就是某种与在场和直接相分隔的特殊暴力。10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通过把暴烈的分隔与阉割相等同而把这个过程推进了一步：“简单地说，阉割就是对一种激进活动的想象性建构，这种活动组成了象征场域以及其中被刻画的一切存在物。这种活动组成了符号和语法；也就是说，语言，作为一种从假定的自然状态的分隔……”11对于这两位理论家，分隔或距离的作用都不是中性的。实际上，这种关于激进的断裂、暴力或牺牲的思想，被赋予了痛苦、焦虑和一种极度的失落感。在这种对分隔和距离的必要暴力进行的持续不断的理论化行为中，注意到众多精神分析理论话语（及其女性主义的延伸）与电影同时觉得绝对有必要把女性特质安置在这种暴力之外，安置在那个纯亲近性和绝对自身在场的区域里，是很有趣的。很明显，这表明了一种面对这种暴力的补偿措施，一种使受到威胁的主体消除疑虑的形式——一种通过性别差异弥补进入语言而导致的纯粹苦痛的方法。这些理论家假定，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作为基础的自然——并没有真正地失去。距离，差异和缺席也能被接受并被证实。然而，历史地看，这并非事实。什么是这种对于在场和完备性的渴望的状况？它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精神的，历史性的吗？它能够不诉诸于那种性别差异化和阶层化的戏剧而用另外一些方法进行处理吗？

有人也许会提出拉康理论中性别差异和语言差异确切关系的问题。它是暂时的吗——对这两种差异形式的认知是同步的和一致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人也许会假定有一种因果关系，通过这种因果关系，对于性别差异的认知把一个人投掷到语言之中，尽管这在理论上似乎极少得到明确表述。或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比吗：在它与任何根据或参照物（“自然”的本能）的无可挽回的分离之内，性状态就像语言一样吗？这种关系的确切本质从未被说清楚过，但似乎对于我而言，它通常是一种充满诗意的关系，通过它，性别差异以某种方式激励和推动着对于语言差异的理解。列维·斯特劳斯早先想要在妇女交换和语言交换之间建立一种类比的企图，是性关系中的那种“情感的丰富、狂热和神秘性”所造成的结果12（这种性关系已经在人类的交际领域中消失）。性别差异成为了一种对语言的进入加以戏剧化的方式。但这样一种戏剧，对女性主体性的作用如果不是灾难性的，也是非常不利的。也许正是这一点，限制了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的有效性。因为，如果语言差异和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融合在一起的，没有给它们提供相对的自治权，那么，这种理论就成为总体化的，不能为女性主义战略留下任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