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斯·佩特罗宣称，距离和差异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男性认识论”。13我并不相信这是事实。我们正在处理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论——它是一种语言理论，因而也是一种知识理论——它已经崩塌，成为了一种性别差异的理论，它把这样的认识论抛入了一个菲勒斯中心论的场域。然而，使用任何称之为“女性认识论”的东西，使用一种赋予封闭性、亲密性或在场以价值的理论（这样就认可了这些品性是女性的基本属性），去对它进行反驳，我的确很犹豫。因为对我而言，这种认识论似乎具有一种特定的力量和解释的能力。此外，它还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有助于勾勒出那些伴随着对性别差异具有既定文化理解的位置、身份和权力关系。要接受并证实作为封闭性、直接性或自身亲近性的女性特质定义，就得接受自己在文化领域中的未授权性（disempowerment），接受那种女性外在于语言的思想。因为特定的文化效用而把这种思想作为一种思想加以研究，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要宣称女性特质就是一种面具功能，就要在本质主义问题甚至能够被提出之前将其拆解。在一种把女性幽闭恐惧症似的封闭跟她自己的身体相联系的理论中，装扮这一概念指明这个系统中存在一种“缺陷”。在1982年的论文中，我要寻找的东西，就是一种矛盾，它内在于对女性特质所做的精神分析描述中。某种程度上，装扮似乎提供了这样的矛盾，这是由于它认为女性也具有距离、殊异和与自身分歧的属性（这些构成了精神分析中主体），而不是作为对语言差异进行性别化的精神分析戏剧的逻辑结果的那种封闭性和过度在场。把女性特质作为装扮而就加以理论化，是一种在符号系统的运作中挪用必要距离或间隔的方法，一种将之施用于女性并对女性特质进行不同解读的方法。在这里，指出里维耶分析中“常规的”女性特质和病态之间——前者显露出内在的不稳定性——存在着持续的滑移，是很重要的。在里维耶看来，女性特质本质上就是一种面具游戏（the play of masks）。然而，在宣称女性躲藏于面具的背后，面具在这里就是一切的时候，不包含任何谴责之意——它仅仅揭示出，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和“真正的”女性特质。事实上，在拉康式的精神分析中，比起任何关于“存在”和“实质”的话语，对面具的设想传达了性态的更多“真相”。对拉康来说，面具正是性态的合适领域，并且，这种对“显露”的强调具有“这样的效果，即两种性别中理想的或典型的行为表现——它取决于并包括性交配行为——被完全地推入到喜剧之中。”14

然而，在装扮的概念中，仍然还有显著的困难和缺点。因为它在精神分析文本里第一次出现，就明确表明了它是作为用来对抗男性特质占有性的一种反应形态，这使得女性特质因为特有的定义而依赖于男性特质。因此，尽管它也许不能确保一种女性的“实质”，它却预设了一种根据男性位置而指定的系统和逻辑，再一次把女性特质从属化。其次，装扮并没有被里维耶理论化为一种喜悦的或肯定的游戏，而是作为一种被补偿姿态支配的焦虑，作为一个令人烦恼的、不舒服的、不协调的位置，与那位女士在精神上的苦痛一样。在社会中，它是“不适当的”行为。对社会财富的乞求，并不能仅仅作为一种道德谴责而被打发掉。因为，就像拉康也许想要把性态定位于表象、喜剧的领域和面具中，把一种特有的空无赋予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概念，这里还有一些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含义并与权力相关联的概念和发现。在同一篇文章中，里维耶分析了另一位知识女性，一个“处于甚少吸引女性的深奥主体状态”的大学讲师，她缺乏严肃性，言行轻率，显示出这样一种需要：“把向男性展示她的男性特质的境遇当作一种‘游戏’，当作不真实的事物，当作一种‘笑话’”（215）。关于这个女性，斯蒂芬·希思认为，“她把男性特质作为同样不真实的另一种行为，一种权力的字谜游戏归还给他们[她的男性受众]。但是，在效果上，男性特质是真实的，女性特质和权力的字谜游戏也是一样……这位女士的生活被权力和效用所标注，被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定义以及男性和女性的身份所缠绕。”15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里维耶的处于装扮中的病人（其中一个是分析的主要焦点）着魔似的围绕着她的性征转，似乎那种权力和作用与生俱来，她也一再把她的性征刻入到另一种权力关系的领域——种族的领域。里维耶的病人有大量与黑人、性能力、权力和堕落相联系的性幻想——这些幻想几乎没有被里维耶用来作为讨论装扮概念的根据。这个病人在“美国南部”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在那时，她的性幻想总是被萦绕着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性关系图像的恐惧和欲望所束缚。（212-13）与她对性关系中权力和反抗问题的全面忽略相一致，里维耶在分析这些性幻想时并不把种族设定为一个相关的特征。

因此，装扮这一概念，在里维耶文本中的历史性铭刻以及拉康后来对它的激活中，都绝不是没有问题的。此外，在我1982年的论文中，在装扮概念与女性观众的结合上，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困难。部分原因是装扮中主动和被动的奇妙混合（里维耶的病人主动地努力要把自己造就为男性注意力的被动形象），以及生产和接受之间对立的相应模糊化。表面上看，装扮似乎有利于把女性状态作为景观而不是观众来理解。然而，与此同时，针对那种主导（男性）观众讨论的拜物概念，装扮似乎也提供了一种女性化的反抗。这两个概念都通过时间和空间上构成的间隔或距离而对主体性进行理论化；但是，拜物是通过一个依赖菲勒斯缺席的在场（presence-in-absence）的方案而进行的。正如前面说过的，装扮也被一种男性标准所困扰，作为手段的男性特质并不内在于这个概念自身（装扮在女性和女性特质的形象之间设定了距离；拜物则是替代性的母性菲勒斯）。更确切地说，在装扮中，男性特质只是作为语境而出现，它激起那位女病人的反应形态。

2

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装扮被认为是指出了一种稳妥的女性位置的可能，这个位置似乎与女性观众及其变化相关，它指涉的难处仍然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必须要应对那些关于快感和女性主义阐释的读解和可读性问题。超越于装扮概念本身，我1982年的论文是在与理论化女性观众的困难作战。而在这一点上，其首要目标正是那种女性观看（women seeing）的麻烦的、恼人的表征——因此，对于罗伯特·杜瓦诺拍摄于1948年的照片《心不在焉》对女性视野的强调，乍一看，似乎有些多余。我对这张照片的分析最近已经受到塔尼亚·莫德尔斯基的批评，而且，还涉及到读解的限制和约束问题，这也许有助于回到对这个笑话的女性主义讨论中并继续质疑。因为作为文本实例的笑话在阅读效果的产物中看起来总是最为勉强的。1982年的论文中，我把杜瓦诺的《心不在焉》作为一种以女性为代价的肮脏笑话来分析。这张照片描述了一男一女站在一个似乎是画廊的平板玻璃橱窗前面。当那个女人看着内容对观者隐藏了的一幅画时，照片边缘的男人，则越过那位妇女，看着另一幅画着女性裸体的画，沉浸于自己的窥淫欲望而忽略了女性的观看。简而言之，我认为，与弗洛伊德对肮脏笑话的分析一致，这张照片在那个男人和可能的男性观者之间保证了一种共谋，并对那位女性实施排斥，“杜瓦诺的这张照片，对女性观众而言，并不是易懂的——只有通过受虐，它才能给予她快感。为了‘领会’这个笑话，她必须再次采纳易装癖者的位置。”16

在她那本关于希区柯克的书中，书中包含着对《敲诈》（Blackmail，1929）强有力的解读，莫德尔斯基批评了这种分析。

对我来说，在“领会”或者解读一个笑话和从笑话中获得愉悦的想法之间，多恩的表述似乎存在着很大的混乱。要从笑话中得到愉悦，一个女性必须受虐，也许是真的……确切地说，一个女性（作为女性）至少可以“懂得”那个笑话，即使她并不欣赏那个笑话，比如，即使并未采纳白人的伪装或者接受受虐狂位置，一个黑人也可以理解一个种族主义笑话。这样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比起压制者常常能够或想要做的，被压制者也许从那个笑话里看到的更多……肯定地说，多恩自己在她对这个笑话的分析或者“读解”中，并不是作为一个受虐狂也不是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异装癖患者），而是作为一个深刻理解了父权制之下女性的压抑经验的女性在发言——不仅是深刻地理解，而且是相当地憎恶。（26-27）

莫德尔斯基进一步解释说，女性对来自肮脏笑话的嘲笑的无能或者从中得到愉悦的无能并不是一种损失，无论如何，这里都存在为她带来另一种愉悦的可能——比如，分析它。此刻，我想要促成的最后一个印象就是，我缺乏幽默感。米格汉·莫里斯谈到“那种最可怕的媒介标杆，那种使用我们的语言隐隐约约大量出现的可怕人物，就是那些没日没夜苦作文章的女人——没有幽默感的女性主义者。”17但是，我仍然要坚持，那个肮脏笑话对女性的确实施了结构性的排斥。莫德尔斯基的分析依赖于“懂得”（getting）和“阅读”（reading）（或者有时候称之为“领悟”（comprehending））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滑动。然而它们根本不是一回事。它全然是一个时序问题。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不能有效地向另一个解释一个笑话，如果他们在第一时间没有理解（正确地阅读，领会）这个笑话。如果你在它的传播时刻就懂得了它，那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再也不能懂得。你也许理解它的机制，但你不会懂得它。“懂得”这个术语表明，笑话的作用必须是实时的，领会和诱导作用（比如，笑声，快感）也必须是同步的。一个不假思索无意识地“懂得”那个笑话的人，与维护那一支持其意义的性压抑系统总是共谋的。有时，当我屈从于一种想笑的强烈欲望，因此“成为”一个受众，或者当我疲惫的时候观看深夜的电视节目并失去警惕，我就会发现自己因为一个性别偏见的笑话而大笑。我“发现自己”，我在自己之旁，我是他者。准确地说，当我失去了警惕，文本，尤其是笑话（正如弗洛伊德所认定的），就有了一种特别的精神力量。我们笑的欲望不必使我们在面对那种仍具普遍性的性别意识形态秩序时变得盲目。在1982年的论文中，我能够在杜瓦诺的笑话中比杜瓦诺“看得更深”（正如莫德尔斯基指出的），但那仅是在第二时刻——那一刻可能是女性主义理论制造出来的。批评行为和接受行为之间存在着差别。我能够读解杜瓦诺的笑话，而不是真正地“得到”它，是因为女性主义事业的历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