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与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资源，它能否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之需是极为可疑的。首先，本土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完全失去内在作用，它对人们的精神伦理作用也日益消失。由于传统价值丧失了实际社会意义，只是满足了人们的惰性思维习惯，并消解了现代理性的有效落实。从国家制度与日常生活均看到传统惰性的负面作用。之所以，在工具方面日益现代化的情况下，狭隘的民族主义与保守的传统思想却主导着整个社会意识，导致中国人一方面极端的追求物质现代化，在社会制度与价值信念方面却排斥现代文明。其次，在文化创造力不足的情况下，往往只能片面地吸收外来物质先进文明，结果造成一种滥用的社会灾难。无论现代工业技术还是民主自由思想，它突降到任何一个前现代社会都造成或多或少的危害性。

儒家思想源起于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后来成为“道德礼教”的伦理秩序，并成为传统社会精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可修身、齐家均在于固本，它是核心精神的宗法理念；“治国、平天下”则是南面之术，其本质没有越出王权道统，更没有追求社会公正和知识真理的现代性精神。尽管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涌现，其中法家思想各大国的强国之本，孔子游说列国的境遇如似“丧家之犬”，他的“君子之道”、“复辟周礼”、“仁义思想”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孔子思想代表了一种道德上的怀旧情绪，也是他生活时代的社会危机的反映，可谓是一个 “人心不古”的时代。因此，他肆意搜集周王室官制、汇编《周礼》，这种对已逝远时代的怀旧眷恋，导致一种严重思维错乱的道德热情，假如原有秩序能够有效就不会出现周室衰败和天下混战。为此，墨子曾批评：“周礼”不正当、不合用，应当被取代。墨在《非儒》中指出：“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在《兼爱中》又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在《墨子尚同上》指出：“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儒家思想虽有“仁爱”一面，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可它在历代王权作用下显得软弱无力。而且，这种“仁爱”思想成分是被近代新儒家所发掘提炼，因为它是受到西方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启发。事实上，儒家思想被历代王权所器重并非它的“仁爱”思想，而是它的尊卑理念。何况儒家的“仁爱”与西方源自基督教义的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难以相提并论。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传统思想只有墨家思想与基督精神具有近缘性，其 “天志”和“名鬼”也具有宗教的信仰理念，认为天帝是最高的正义裁判者，它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和实行兼爱的人，这里特别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墨家的平等兼爱思想，富有正义是非意识和可贵的民主精神，但却无法发扬光大，根源在于它不符合中国王道思想。

儒家思想捍卫祖制、维护王权、重视尊卑，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后来文明的急剧萎缩，尤其程朱理学走向教条极致，从根本忽视了“天理”与“人欲”的相通共性，而非绝对的对立关系。由于王权的霸道和文化的压抑，使得底层文人社会的灵魂出窍，关起门来实践隐士生活、房中术、修身养性、吃斋念经。于是，文人艺术成了私人情感转移的精神慰藉，其根源在于追求一种避世脱俗的理想世界，从审美上追求一种消极宁静、阴柔内敛、飘渺虚无的惨淡情怀，意味着知识分子丧失了社会公共作为，更谈不上文化激情、正义勇气和进取精神。

老庄哲学对中国人文思想及“雅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道家的自然宇宙观却来自更古老的朴素思想，其源头均来自原始巫祝观念。老子将 “道法自然”作为宇宙的最高秩序，如《道德经》开首篇便采取了一种“搁置”的诡辩态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见老子非常明智的认识人自身的局限。这一点，被后道家作为神秘的“天机”所遮蔽，后儒家将“天人感应”之天诠释为现世的道德秩序，结果成为历代王权来自天授的合法依据，皇帝老子便主宰人世的“真命天子”。其次，老子所强调的“无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被历史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之所以，庄子与杨朱的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哲学的基本体系，并积极推动“道”的生活原则，庄子在《庖丁解牛》、《逍遥游》都将“道”作为一种修成之果，还显得天真烂漫而生趣超脱，对后世的神秘主义道家思想与修行方术具有指导性作用；杨朱虽没留下具体作品，但他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思想成为盛极一时其的“显学”，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成为老庄杨朱思想的实践者，并成为后来中国艺术精神和隐士文化的核心主体。在强大的王权道统纲常之外，道家思想成为了私人化、彼岸化、终极化的精神寄托，老庄的艺术审美和价值取向则强调“阴柔之美”，从自然现象中得出“柔弱胜刚强”的二元论的思想法则，甚至发展到一种“损之又损”的无为立场。《老子》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如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将生命的阳刚之气视为一种“祸根”，它较全面地反映了历代人文艺术的内在消极。

从道、儒两家思想的外部关系来看，它折射出封建秩序的解体、道德礼乐的崩溃、战争连绵不断的历史场景。但是，儒家的道德怀旧和道家的回归自然却隐藏着严重不健康的思想因子，使得中国后来历史丧失了积极进取的文化张力。老子竭力主张回归自然、返璞归真，鄙弃一切文明，《老子》说：“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对自然的理想化向往，显然来自对现实不适感的意识转移，把遥远的过去时代假想成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那个抽象化、理想化、神秘化的“自然”成了驻留灵魂存在的永恒巢穴，达到缓解现实苦恼的慰藉作用，并呈现于哲学思想、审美活动、价值取向之上。在精神上境遇无法摆脱的实际痛苦或困惑，其激烈程度往往是造成空间错觉的程度，并释放出相当强度的怀旧情绪；距离越遥远的世界越加变得理想而美好，从而缓解心理的痛楚。如果绝对倾向过去，那必然出现强烈恋旧情绪，对未来更加消极悲观。可儒家文明也来自一种回归性的怀旧情绪，只是孔子没有像老子、庄子、杨朱那么极端，他只主张回到“三代圣贤”时代，并更加务实通过人伦教化回归到一个理想社会，那就是“三纲五常”、“尊卑有序”、“圣贤之礼”、“君子之道”。

考察老庄孔孟思想的产生条件，以及对后世文人产生根性的精神作用，还有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墨家的销声匿迹，它们都反映出怀旧情结在中国文明中起到主导的作用。或者说，中国后期文明表现为一种怀旧型的保守特征，并成为国民性的文化性格，主要在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审美文化和价值观念都表现出极端的“维旧”或“回归”倾向，而且在文人艺术方面尤为强烈，陶渊明的田园意境成为文人隐士的理想世界、永恒家园、精神子宫。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多年，其文化主体意识极为保守。老庄哲学崇尚自然母体，转而强调消极无为和避世保生；儒家思想相对较为实现，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所以推行“圣贤礼法，仁政理想、尊卑法度”。时至今日，传统文化成为狭隘思想的意识根源，必然地表现出回归传统和抵制现代的价值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