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殖民史的精神后遗症　

原有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崩溃失效，民族主义成为一呼百应的社会疯狂。这继“升官发财”拜物教之后，兴起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不如说是执政当局的精神救命草。之所以，学术界对普世价值的竭力否定，它不仅纵容传统极权势力，也背离了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精神理念。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兴起，它是历史精神后遗症的表现，即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媾合物，夹杂自大与自卑的复杂心理因素。中国当代民族主义不仅缺乏社会凝聚作用，还是一种极为扭曲的集体无意识，大凡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癖好就是“抓汉奸”，并在文化上显得极为排外。显而易见，文化沙文主义通常有两种病理可能，一是实力的不自信，二是愚昧无知的盲目自大。因此，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文化思潮的强势，它反映了社会内部的精神危机。文化保守主义、极权专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在中国当代精神联体上的“三头六臂”，它们的兴风作浪捣毁了一个时代的进步可能性，它们不谋而合地敌视西方文明和否认普世价值，甚至把民主、人权都视为殖民主义的文化阴谋。反西方或反殖民主义结果演变为一种放弃进步的狭隘道德，将历史糟粕与专制传统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个性传统。当然，这种情绪化的非理性抗争将最终失败的，历史的进步必然难以阻挡的，问题它所付出的社会内耗成本是无法估计的，包括价值信念和道德体系的精神危机。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基本沿袭了传统王道精神，因为它决不容许任何势力超越它之上，如清朝的“崇正统，黜邪教”。雍正时期刊行的《圣谕广训》，明确将天主教、白莲教、八卦教列为邪教，并于1874年写入《大清律例》。当清廷发现太平军与洋教有染后，对洋教的敌视达到顶点。事实上，西方殖民主义并不是一个具有救世热情的信仰团体，他们是个是唯利是图的商业队伍，正是清王朝对通商、传教的极端限制，使得这种两种势力最终走向“合而为一”。如中英《虎门条约》并没有将传教列入其中，跟后来的《天津合约》、《北京条约》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形，而且宗教问题成了晚清外交的重要议题。随着殖民势力的兴起，民教矛盾也急剧升级，而清政府却采取“羁縻”策略，意思把传教问题和教民关系等同为边疆少数民族关系，施加恩惠而笼络其心。可见清政府对西方基督教的认识有不合时宜。基督教对列强殖民势力的依赖，使它在中国人心目留下意识形态的阴影，成为官方诠释西方文化及其宗教势力威胁到中国主权独立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合法脚注。

现在的关键不是中外关系的历史恩怨。问题在中国目前的信仰危机，因为儒家、道家、佛教的本土宗教信仰，它们随同整个封建传统一起陷入历史没落。当本土文化传统无法与时俱进的同时，它还造成了狭隘民族主义和保守极权主义的抬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矛盾与信仰危机。因此，民主和法制是未来中国发展进程无法跨越之路，但这种强制性社会行为规范无法取代宗教信仰的道德自觉和终极意义，因此必须推行宗教宽容，发挥信仰文化的终极正面价值。

五、社会精神的日常仪式

日常行为渗透着人类精神意识，包括宗教或准宗教的仪式。信仰价值是通过社会活动获得生效，包括政治制度、公共秩序、商业交易、审美取向、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如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它离不开基督教的普世精神、平等仪式、博爱情怀和原罪意识的信仰作用。尽管宗教遭到进步力量的批判，如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都从各自的对宗教展开注释性批判，尽管他们的批判不失道理，可忽视了宗教的正面意义。历史进步表明，健全的社会生态就是发挥各种文化资源的正面意义，宗教信仰不仅具有社会精神的道德作用，同时弥补了生命不可克服的客观局限，无论将它比作“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还是“缓解实际痛苦的止痛片”，关键在于宗教信仰具有生活的正面价值。

那么，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主要表现在人们缺乏终极理想和精神根据，只能透过单一硬性物质与刑法管束确保社会秩序，所以极度以来一个道德强权的高压政治，一旦权力腐败便必然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的瓦解。之所以，今日中国只剩下“升官发财”的集体信仰，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毫无可能性的，结果形成一种集体怨恨，同时意味着潜在巨大的社会暴力危机。除此之外，由于强势社会同样缺乏在终极理想和道德信念，过度迷信的财富与权势的绝对性，自然表现出顽固强硬、麻木不仁、吝啬自私，某种程度上在激增了社会矛盾。可以说，底层社会的怨恨情绪、仇富心理在改革开放以来是一步步地加剧，原因也在于广大农民原有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在现代化以及都市化过程中，遭到彻底性的破坏，连“勤劳、节俭、安分”等基本价值观都不复存在。按照中国惯性规律而言，出现目前的社会矛盾，只能通过历史洗牌来重建或整治社会道德危机，那就是通过暴力运动，出现一个道德强悍的救世主式的政权，可它的历史代价是高昂的，同时不能达到治本作用，重蹈了恶性循环的历史轮回。

就目前的中国状态而言，要实现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是充满了艰难性，也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承担这种历史使命感，特别缺乏一个在道德上具有号召力的精英群体。整个权力精英阶层的官员、警察、法官，其名声恶劣得如土匪强盗无异程度，人们对他们憎恨、向往、危惧都反映出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表明整个权力体系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由于现代集权主义在技术层面达到无所不至的程度，使得传统中国一些民间领域遭到强大干预，彻底破传统坏社会自律体系，如生产、教育、信仰领域在毛**极权统治下丧尽民间的自由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主乡绅和知识分子，他们是维护整个社会精神体系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乡村地主具有经济生产的管理作为，往往又是公共道德的精神楷模以及村社秩序的捍卫者，他们通过财富与道德的相互结合，确立自身的社会威望；譬如修建道路、桥梁、私塾、祠堂，组织祭祀庆典和文娱活动，同时也是重要捐资人。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价值和道德体系的精神楷模，而今日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有这一精神传统，教师与学校的在升官发财教的作用下，变动彻底唯利是图，其道德退化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如西方国家一位教师在道德行为上不检点，社会对此的容忍程度等于零，可中国教师不仅可以将手伸向学生，一些大学教授甚至将自己的阴茎伸向学生，而且还肆无忌惮。这些都是权力腐败所引发全面的“上梁不进下梁歪”社会效应，也表明全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因此，在中国当前社会状态下，难以出现一个在道德上具有号召力的群体，能够做到道德自守者已是寥寥。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麻木，其实质上使他们成了社会精神的破坏力量。尽管举国上下都叫嚷着“弘扬传统文化”，可在实际生活找不到具有儒家道德风范的社会群体，好比全民学马列、毛选便不能改变中国人越来越狂热的拜金主义。社会精神与日常仪式的分裂，必然出现价值混乱、权力腐败和道德堕落，包括行使国家权力与制度精神需要一个严肃的仪式过程。亚当·斯密终所著《国富论》和《道德情操》两本书，不仅是他个人学术成就，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如果没有这一信念的历史使命，整个西方现代文明早已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