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发展一直处于被动性状态，来自传统的历史惰性始终是社会进步的精神障碍。近三十年的经济改观形同洋务运动中三十年的“师夷长技”，在经济与技术领域获得巨大成效，在１９世纪中叶，清朝经济总值占世界四分之强，并迅速组建了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可仍无法避免一败涂地的惨局。原因在于社会制度、文化学术、思想观念――人心国体的难以改进。这些都验证了现代化在中国缺乏必要的历史基础，它不仅对本土传统文化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并导致现代文化在中国的畸形发展，从国家意识形态到社会价值体系都面临严重的新旧冲突，它始终困扰着中国现代化的健康进程。

延安武装革命能够取得国家政权，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因为中国历史一直潜在着这一机会主义，只要条件形成便马到成功。清末民初兴起的地主乡绅精英集团，在历史危机下能够挺身而出，可这无法改变他们自身的信念局限，注定最终要一个在信仰上更崇高、道德上更激进的革命武装所取代。时间表明，中国没有一个王朝可以打破自身的历史宿命，道德号召力的衰败是它们走向没落的拐点。上个世纪中期的“共产风”大跃进运动，这场举世罕见的人为乱治的巨大劫难，并没有导致当时政权的崩溃，虽在全国各地出现了零星反抗，对没有对整体国家权力构成致命威胁。原因在于新政权的道德号召力仍旧稳固。当然，今日这种精神信念的力量已荡然无存。历经了大集体、“文革”运动、改革开放之后，其社会物质得失不能说不重要，但每一次大变迁都以牺牲社会精神价值为代价，它势必造成信仰真空和价值错乱，“升官发财”之所以成为全民的集体宗教，因为人们心目中不再有任何崇高而神圣的事物。

毛**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看作一场文化革命，彻底医治了国民的封建思想，可它实际上是在利用了封建传统的极权主义的文化劣根性，结果摧毁了原有社会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之所以，在一个政治上奉行无神论的国度，升官发财成为全社会唯一的集体宗教，在共产党、佛教徒、基督教内部之间均出现了一致的信仰危机，他们在行为本质上都亵渎了信仰。极端情况就是越界行为，那就是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泛滥，以致科学成了一种疯狂的迷信，“大跃进”中的“卫星亩产”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还有就是宗教成了一种科学，巫医（包括大部分经验性中医药）之所以经久不衰。中国官方许可的“三自爱”基督教，其本身违背了基督教的价值信念。另一种是地下性质的基督徒，通常奉信中世纪的原教旨主义，对现代文明价值观念都存在一定的排斥性，完全不同于一个现代基督教国家的信徒，因为一个成熟基督教国家通常也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理性社会，将基督的博爱、平等、原罪的教义贯彻到日常行为、公共制度、价值观念之中。中国地下基督教会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危险状态，这与外部的恶劣的极端环境存在密切关系。

一个理性而又有信仰的文明社会，那就使各种文化能够展现其各自的正面本体，如大型医院有祷告室（小教堂），也没有牧师去阻止信徒进行医药治疗，科普与宗教都是国民的必修课。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首先要具有多元包容的健康文化生态，可中国极权主义和保守主义始终排斥一切其他文化，使自由主义在中国都显得极为扭曲而极端，何况象基督教这种被搞臭搞烂的外来宗教。因此，文化冲突在中国容易转变一种社会暴力，从满清旧势力与国民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均为“你死我活”关系。同样，宗教信仰与自然科学在中国越界现象也极为明显，不可能展现它们各自的正面意义价值。换言之，中国缺少西方国家那种宗教信仰与自然科学的健康关系，它是通过长期磨合所达到各守边界的社会理性。因此出现了医院里有教堂，教会里有医院的包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