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藏品中社会捐赠比例还很小

上海美术馆的藏品来源除了有偿购买之外还有来自社会捐赠，这是美术馆积累藏品的重要方式，它可以在节省收藏经费的条件下完善收藏结构。某些大规模、重要的捐赠甚至可以帮助提升美术馆的形象，可谓一举三得。社会捐赠分为有偿捐赠和无偿捐赠。有偿捐赠，就是艺术家或者藏家以善价的方式把作品转让美术馆，美术馆对捐赠者给予少量物质奖励，这种奖励远远低于藏品的市场价。无偿捐赠分为私人捐赠和企业捐赠两种，其中私人捐赠又分为艺术家本人或者家属捐赠和收藏家捐赠。就私人捐赠方面，前者是目前捐赠的主要力量。在上海美术馆为一万多件馆藏品中，最具学术价值的藏品均多半来自于无偿捐赠。但无偿捐赠只占馆藏品的很少一部分，而且它们几乎都来自于艺术家及其家属的个人捐赠。上海美术馆自建馆以来陆续接受吴冠中、张乐平、沈柔坚、贺友直等艺术家及其家属曾的捐赠，不仅使作品得到更好的保护，给作品找了个好去处，便于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也丰富了我们的馆藏。我们今年的上海美术馆今年最大的一笔无偿捐赠来自画家吴冠中先生，他向我们无偿捐赠了其艺术生涯中66件代表之作，在此我仅代表上海美术馆表示深深谢意!

至于后者，即收藏家的个人捐助，目前还很鲜见。收藏家的私人捐助，是欧洲贵族阶层的传统做法。一方面它是个人财富和地位的体现，因为赞助艺术是一种高尚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公民社会责任感和个人社会理想的实现。但我们的社会缺乏这样的捐赠文化，缺乏这样的公共意识。中国是一个重亲情、重伦理的社会。这样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感和传承意识比较强，而把自艺术品留给后代而非捐助社会，正是这种传承文化的必然结果。此外，中国的相关法律，如《遗产继承法》的不完善、没有《艺术赞助法》，艺术赞助和艺术品捐赠不能享受国际通行的“同额免税”制度，在税收方面缺乏鼓励引导机制等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企业和富豪之所以能够大方地为捐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从避税考虑。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提到一个从没见过的可敬学者，已故的中国美术学院史论系史岩教授。他一生清贫，却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所藏悉数捐献给学校作为研究之用，他的人格光辉，照亮我们这些后学的前进之路。

当代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收藏家的私人捐赠来自德国。1996年德国著名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对中国美术馆一百多件西方当代艺术品的捐赠打开了国际友人捐赠的先河。对于外国艺术品的收藏和展示是成为一个现代美术馆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上海美术馆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来自企业或者企业家无偿捐赠的藏品，在上海美术馆几乎为零。企业捐赠在西方，早已经是一种普及性的大众文化了。除了固定的政府投入之外，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运营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企业的支持。以大英博物馆为例，它所有的长期陈列展都是免费参观的，只有牵涉到高额保险和运输费用的临时性展览才需要门票。在应对这些开支时，请求企业的支持和帮助是承办方常用的手段之一。大英博物馆日本厅的墙上长期陈列着长期赞助该厅的日本企业的名单。其中不乏三菱、松下、住友、丰田这样的大企业和大财团。大企业和大财团之间的联合为日本厅长期高质量的艺术品收藏和展览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弘扬本民族文化，更是树立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的重要手段。在西方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大企业把钱投注在公共收藏这类非赢利性机构性质的活动时，得到提升更多的是企业形象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这将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商业合作的机会。以去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由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和荷兰国际集团赞助的“伦伯郎与黄金时代”为例，展览全面展示了来自荷兰国立博物馆的以伦勃朗作品为代表的76件17世纪荷兰绘画和装饰艺术杰作，画展反响很大。之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两个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开展的很好。而全球最具规模的金融服务机构之一，瑞银集团(UBS)也一直是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赞助者，作为世界国际当代艺术的主要赞助商之一，瑞银集团正不遗余力地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该集团于2008年6月6日至7月19日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一个名为“为了明天的记忆”展览，展出了瑞银集团近期收藏的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各类艺术藏品，以及一些有关早期藏品的影像资料。正如该集团艺术藏品展负责人艾珮思(Petra Arends)博士指出：“瑞银集团对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受到大众越来越多的关注感到十分欣慰，并对能在其重要的商业市场之一——中国举办艺术藏品展感到骄傲。瑞银集团致力确保文化资产回馈社会，并将继续支持与鼓励瑞银所在地的艺术团体活动。”通过展览，不仅丰富了其集团所在地的文化生活，提升本地区文化品味和人文环境，更重要的是，让更多来参观展览的人知道了瑞银。以捐助艺术品或者捐助展览的方式，来为企业做“广告”，该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