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

世人认识康有为，大多数原因是基于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事实上，他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位著名的书法家，有《广艺舟双楫》书法专著行世。他家中收藏着很多书画佳作，1917年在他所著的《万木草堂藏画目》书中认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率先喊出了中国画改革的口号。

作为当时学界泰斗，康有为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可谓深远。徐悲鸿就是深受他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中国画改良论。

众所周知，徐悲鸿是康有为的入室弟子。

徐悲鸿在仓圣明智大学绘仓颉像时，结识了来此讲学的康有为，并深得康有为的赏识，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徐悲鸿按照老派规矩，给康有为叩头，行了拜师大礼。这在徐悲鸿早期的朋友黄警顽的文章中有记录。在《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一文中，黄警顽说，徐悲鸿在园里结识了不少人，尤其是因为受到康有为的青睐，使所有的人对他刮目相看。康有为在那时本来已经很少收弟子，但是仍然收了徐悲鸿。拜师礼是在新闸路辛家花园康宅举行的，是黄警顽陪他去的，眼看着徐悲鸿在地毯上对康有为叩了三个头。

自徐悲鸿拜康有为为师以后，康有为常把珍藏的中外名画给徐悲鸿观赏、借鉴，并鼓励他到日本去考察那里的新画风和新画派。当得知徐悲鸿钟情蒋梅笙教授的女儿蒋碧薇时，还曾帮助他们私奔至日本。1917年5月徐悲鸿赴日本前夕，康有为挥笔题词“写生入神”，款署“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写此送其行” 赠予得意弟子。

1917年11月，徐悲鸿从日本返回上海，12月，持康有为的介绍信赴北京，康有为嘱托自己在北京的弟子罗瘿公帮助徐悲鸿看是否有机会获得官费出国。1918年，徐悲鸿被蔡元培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导师，5月14日徐悲鸿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演《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可见，受老师康有为影响之深。

1926年，徐悲鸿在法国留学，因为资金紧张，赴新加坡画画筹款，中途转道回到上海，将历年创作展出，还为居住在上海的康有为画了一幅肖像画，康有为评价说：“徐生悲鸿，十年前为我及相国瞿鸿禨、尚书沈子培画像，维妙维肖，其于画盖天才也。后游日本，又学画于法国七年，工力深造，今出所作示我，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与为偶。”可见康有为对徐悲鸿的褒扬。

徐悲鸿主张以“实写”改良中国画，用西画来比较中国画的长短，这其实是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此可见，徐悲鸿受康有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如今有一个较为流行的说法，说梁启超、谭嗣同、徐悲鸿、刘海粟是康有为的四大弟子。将刘海粟与徐悲鸿并称为康有为的弟子。

但刘海粟真的是康有为的弟子吗?我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在刘海粟的诸多传记中，都曾经提到过，康有为是在1921年“天马会”画展上认识刘海粟的。

在1986年1月19日《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刊登了一篇刘海粟撰写的《刘海粟与康有为师生情深似海》一文，反响很大，后来《人民政协报》又刊登了一次。在文中，刘海粟写道：

1921年盛夏，“天马会”在美国传教士李嘉白所建的尚贤堂(即今南洋医院)举办画展。一个下午，康有为带着女婿潘其旋，到场参观画展。

我当时不在场，据接待康老的王济远、丁慕琴事后告知我:老先生对拙作《雷峰塔》、《回光》、《埠》等油画看得很仔细，久久才把视线从画幅上移开。

济远、慕琴把康老送出门口，刚巧我踏着石阶准备进入，在展览厅门口不期而遇了。

“你的油画，老笔纷披，气魄雄厚!难怪享名多年，我还当你是五十上下的人呢!”弄清情况之后，他接着问道:“不知道在中国画家中，你服膺的是什么人?”

“王维、吴道子的原画已不得见。荆浩真迹，人世稀少。关仝我收集了一张，虽被吴缶老、叶遐翁定为真迹，我个人也只能肯定是南宋以前的作品，不敢下定论。以我个人有限的见闻来说，觉得黄大痴、吴仲圭、倪云林、沈周、徐渭、八大、石涛，都是震烁古今的杰出画家。他们的杰作不仅仅表现了自然美和艺术美，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画家卓绝千古的人格，并不是单纯追求笔墨技法的人可以望其项背的。”我的回答很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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