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美术体制是美术事业发展的基石，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美术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术体制往往会决定一个国家美术发展的趋向。不同的美术体制会孕育不同的美术生态，也会产生不同的作品，留下不同的艺术遗产。17世纪的欧洲美术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三种国家、三种制度，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美术。〔1〕20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发展也与美术体制密切相关，美术体制孕育了一个国家美术的主流倾向，同时也孕育着新的艺术创造。新艺术往往都是在对体制的不断反抗中诞生的，一方面旧的体制为新艺术树立的反对的标准或参照，另一方面，新的艺术又不断刺激着美术体制的自我更新。
新中国在1949年以来所取得的美术成就，与美术体制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紧密程度似乎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我们甚至可以断言，美术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与变革，直接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中国美术史发展。然而在以往的美术史论研究中，对于美术体制的研究显然未引起美术界和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尽管在许多美术史和批评著述中会涉及到美术体制，但基本上是零星的和片断式的。而事实上，对美术体制的研究既可以丰富我们的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角度与视野，又可以为现在的体制自我更新与未来的制度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对1949年以来中国美术体制发展与管理的变迁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因篇幅所限，这种梳理只能是提纲式的概括，并显然会挂一漏万。但笔者仍希望能以此抛砖引玉，能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并参与到美术体制与管理的研究中来。
一、新中国美术体制基本格局的形成</B>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体制”指的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如：学校体制、领导体制、政治体制等。这部词典还收录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词“机制”，机制则是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如：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用人机制等。这两个词有着不同的使用中心语义和使用范围，机制重有组织内部的相互关系，而体制则指的是组织形式和制度。因此，所谓美术体制，其实就是与美术相关的一整套组织形式与制度。
新中国美术体制的构建首先表现在美术机构的组织建设上，主要表现为五大类机构设置：即艺术家协会(如中国美术家协会，后来又有各种学会)、美术教育机构(如中央美术学院及各专业院校)、美术创作研究机构(如中国画研究院、北京画院等)、 展览机构(如中国美术馆及各省级展览馆)、宣传出版机构(如《美术》杂志、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这些机构的设置都是在统一思想指导，对旧有的美术机构和体制进行了改造而成的，而对旧体制的改造其实根本上是对美术界进行的思想改造。
1949年的两个重要事件可以视为新中国美术体制建立的标志。一是在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文艺领域正规化组织机制的举措，各级美术家协会随即开始筹建，并于1949年7月21日在北京率先成立“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徐悲鸿当选为主席，江丰、叶浅予当选为副主席，这个协会后来更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2〕此后上海、武汉、天津、杭州等地相继成立了美术工作者协会。美协的成立奠定了新中国美术工作组织制度的基础。在第一届文代会举行的同时，筹备举办了“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艺术作品展览会”，这次展览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分别在北京、上海、杭州巡回展出，它开创了全国性美术展览会的组织模式，美协成为了全国性美术展览的组织机构。二是1949年10月1日北平国立艺专正式开学，来自解放区的美术教育者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原有班底彻底合并，于11月2日获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更名“国立美术学院”，毛主席亲笔题写校名。同时一批美术院校也不同程度地按照解放区美术与原有班底结合的模式被接管、重建。美术专业院校成为了新中国专业美术工作者的摇篮，全国八大美术学院及一批艺术学院美术专业的布局，为全国美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以上两个事件，表明新中国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对于美术事业的高度重视，标志着新中国美术机构基本格局的形成。
1956年6月1日，最高国务委员会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画院，标志着新中国画院体制的建立。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规定了画院是创作、研究、培养人才、发展我国美术事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此后，一批地方画院也相继成立，画院这一艺术机构在新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发展期，通过画院这一组织形式团结了一大批画家，促进了中国画的改造和创作的繁荣，中国画从远离现实的山水花鸟的情境中脱胎而出，成为服务于社会的一种主流艺术形式。画院制度也为新中国美术事业向更为专业化、正规化、学术化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以及各院校的组织下，美术展览空前活跃，展览场地的短缺的状况凸显出来。如194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是利用北平艺专的有限场地，展出556件作品，而在上海巡回展览时，则是在上海大新公司展出。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迎来了新的大发展机遇，这期间也给美术创作提供了条件(如三大馆〔3〕的大型革命历史画创作)，但缺乏举办美术展览的专业场馆。1958年，为迎接建国10周年，北京建立了10大建筑，其中6个建筑是博物馆和展览馆。〔4〕中国美术馆就是在这个时候筹建的，但因为当时的资源缺乏，直到1963年才正式开馆，毛主席亲笔题写“中国美术馆”馆名。该馆为文化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但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代管。〔5〕中国美术馆的英文译名正式确定：“The Museum of Chinese Art”;法文译名为“de Mus’ee d’Art chinois”。〔6〕可见中国美术馆在建馆之初确定了其艺术博物馆的定位，而不只是展览功能。与此同时，全国其他主要城市也纷纷改建或新建美术馆，这些美术馆的建立给新中国的美术展览提供了场馆的支持。然而，尽管美术馆在定位上是属于博物馆性质，但其托管部门是中国美协，因此展览成为了美术馆的主要功能，相比而言，美术馆作为博物馆的收藏、研究、教育等功能，并没有得到发展。虽然在1956年5月的首届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了博物馆“三性两务”〔7〕的基本定位，但由于美术馆的政府主管部门不属于文博系统，而是属于文化宣传系统，因此它更多地承担了宣传和传播的职能。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美术馆拥有完整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作品收藏。
宣传和出版是新中国美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50年2月，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就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人民美术》，尽管在出版6期后就停刊，但引发了全国兴办美术刊物的热潮。1954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编辑，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美术》月刊正式出版，成为宣传党的文艺政策的喉舌，也成为了各地美术家们讨论艺术和创作问题的阵地。此后还陆续创刊了一些重要的美术刊物，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1957)等等，成为了美术理论与研究的学术阵地。
美术出版的专业化也是新中国美术体制建设的重要举措。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根据全国第一届出版会议关于出版专业化的精神，决定成立人民美术出版社，并同时筹建了美术印刷厂，后把公私合营的荣宝斋也划归人民美术出版社管辖。有关美术出版社在美术体制中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它1951年正式成立后制定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暂行组织条例》中可见一斑。条例中规定: 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国营企业机构，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总署共同领导。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方针任务是：通过形象与艺术形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的教育;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以出版通俗的工农美术读物为主，有重点地编选介绍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民间艺术、历史文化遗产。事实上，人民美术出版社代表党和政府对于美术出版要求，在构建全国的美术出版系统方面起到了标杆作用，如1951年，出版总署决定，摹绘、复制《毛主席像》及其他中外领袖像应以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的图像为标准。此后，各地的专业美术出版社纷纷建立起来，如1952年成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成立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等等。美术出版社在新年画、连环画的组织绘制和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新中国美术最重要的大众传播者。
以上五类美术机构的构建，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的。在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组织结构和功能也在不断地完善。到20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的美术体制初步形成了创作、展览、传播、研究和出版的完整系统，这个系统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美术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