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8:飞涨的和田玉价格</STRONG>
1994年以前国家是不允许私人开采交易玉石原料的。在20世纪80年代,1千克好的籽料卖到200~300元;90年代,同类籽料1千克已涨到2000~3000元。从2003年以后,和田玉的价格突发爆涨,现在1千克籽料已经卖到了20~30万元。据有关报道,从1980到2000年的20年间,价格上涨了1000倍之多。现在和田籽料已经非常稀少,市场对和田籽玉的需求量却越来越大,导致最近几年原料价格连年翻番。2004年极品和田籽料的价格是25万元/千克,2005年已经涨到100万元/千克。一般的和田籽料,2004年时2万元/千克,2005年已涨到5万元/千克。就连以前不怎么看好的和田山料的价格也是一路狂涨:2004年市场价200元/千克还鲜有人问津,2005年普通山料在矿区的价格就是700元/千克,运到和田就涨到1200元/千克,运到乌鲁木齐就变成2500元/千克,到扬州价格更高达3800元/千克。玉石原料的价格上涨带动了整个新玉器市场价格的飙升。2005年,中国的玉器市场的价格已经高出美国市场价格的一倍,已呈现出全世界的玉器向中国回流的趋势。
关键词9:盗墓</B>
正是因为古董市场创造了一个个财富神话,盗墓再次兴起,并在近年愈演愈烈。比如,据媒体公布的资料,2003年古楼兰王陵被盗,“楼兰挖掘出来的古尸一共有6具,但是没有一具是文物部门挖掘出来的,他们将尸骨扔在一边,里面的文物被洗劫一空。”
再比如,咸阳鸭子沟村,地下古墓颇多,上世纪80年代,当地人就以盗墓为生。这些年,村里很多人家靠盗卖文物脱贫。而在辽宁的葫芦岛,警方从一个由祖孙三代组成的“盗墓世家”中搜出“五乐图”、“出行图”等国家一级文物。
关键词10:出土文物</B>
除了盗墓,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运行,大量土地被拆迁、开发。发掘的文物有些并不为专家认可,一些甚至被专家认为是做局的赝品,同时又因为是出土文物,不具备合法身份进入拍卖场,很多出土文物被文物贩子转卖流落海外。而内地藏家之后又花重金将这些珍品买回,形成交易的怪圈。
关键词11:监守自盗</B>
2002年香港某拍卖会上出现原为两件故宫收藏的佛像,经警方调查,两件佛像当时曾从故宫调往承德外八庙,后由该单位保卫部主任李海涛私自盗卖,辗转出现在拍卖场。古董市场中蕴藏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得一些国家官员监守自盗。有相关人士称,“文物的大量流失,最大的威胁来自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渎职”。还有知情者称,每年“两会”期间,或者别的大范围干部人事变动时,他们那里的盗墓贼、文物贩子就会非常活跃。
关键词12:故宫专家</B>
2006年,被称为文物泰斗的史树青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花1800元购得一把国宝“越王剑”,并在之后举行的鉴赏会中当众宣布将此剑捐献给国家博物馆。遗憾的是,不久“越王剑”被国家博物馆退回,它们认为“这东西靠不住”。此事一经公布,举国哗然,民间对文物专家的崇拜自此走下神坛。文物鉴定的种种问题再次引起市场的关注。
关键词13:鉴宝类节目
随着收藏市场的活跃,各类鉴宝节目层出不穷,刚播出时受到了收藏爱好者的关注,但不久便出现了赝品、做局等负面报道。比如2005年央视《鉴宝》中,一件吴作人作品被家属认定为赝品,而节目中的某资深书画鉴定家点评认为此画为真迹,且定价25万,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比如,某知情人曝料称,一些鉴宝节目中出现的藏品是在座专家的藏品,一时间,各类丑闻风生水起,本应为娱乐性的节目,在经济利益面前失去了光彩。
中国美术部分
关键词14:艺术为政治服务
1949年底,旧时代艺术家开始憧憬未来美好生活,他们的工资、住房以及有限的福利开始得到保障。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画家被动员起来参加政治宣传画的创作。蒋兆和的国画《把学习的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成为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1950年文化部进行了新年画评奖,尹瘦石的《劳模会见毛主席》、张仃的《新中国的儿童》、李可染的《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叶浅予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等作品成为重要的年画文献。
1950年,南京成立革命历史画创作委员会,几个月后,中央美院的老师们就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董希文的《抢渡大渡河》、艾中信的《1920年毛主席组织马克思小组》都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1953年由国家提供经费的美术家协会宣布成立,章程规定了协会将“组织美术家学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研究社会生活,并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改造和提高美术家的思想。”
1954年,艺术受到政治更为猛烈的浸淫,有学者展开对胡适的批判,毛泽东说,“这个对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美术界立即呼应了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国美术家协会在1955年的4月召开了有30余人参加的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座谈会。
1957年北京画院成立,给予那些曾经经历过国民党时期的老画家以新的生存空间。李可染说,解放后没有人买他们的作品,可是国家却给予了他们物质条件和工资。
1964年,在北京展出的“四川雕塑展览会”因为“以满腔热情来塑造工农兵形象”而获得艺术官方的认可。之后泥塑群雕像《收租院》这个阶级斗争任务交给四川的雕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