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艺术界，有两个引起广泛争论的对立说法，与本文将要讨论的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关系有关：一是吴冠中说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二是北大教授张颐武说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不过，笔者只是把他们的看法视为一个由来已久的古老争论在今天的回音，从学术上研究这个回音的来龙去脉才是本文的目的。

从人类文化史和视觉艺术史的发展看，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本文中，笔者只从历史的角度，试对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作一些梳理和阐释。探讨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人类进入书写语言时代之后，视觉艺术与书写语言在互为“他者”的关系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变化，这尤其表现在处在弱势地位的视觉艺术这一方。就此而言，探讨书写语言与视觉图像之间的权力关系，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理解视觉艺术的特征，以及它的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同时也能发现艺术哲学、美术批评，美术史写作，作为直接与视觉图像打交道的书写语言形态在这一权力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需要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西方视觉艺术和图像与书写语言的权力关系，关于中国视觉艺术史中的这一问题，则只能另文再予专论。

一、现代之前：书写语言对视觉图像的支配

1、一个假设：图像优先的历史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历史是无书写语言的历史，也即我们所说的史前社会的阶段。但考古学能证明人类创造的图像则至少有三万多年的历史。可以想象的是，在一个没有文字但有图像的时代，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口语与图像的内在关系，是否与我们今天所知的文字与图像关系是一致的。人类文化学对无文字的原始文化的研究也只是告诉我们，口语作为一种即生即灭，无法保存和移位的符号，不仅依赖世代相传的方式把生存的经验转化为传统，而且在思维的意义上同样具有形象化的特征。用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的话说，“互渗”也许同样是口语与图像的基本关系。而从史前和原始的历史情境看，图像和口语在当时的地位如何，我们则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可以假设或想像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图像作为一种能被固定，并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能世代相传的符号，也许比之口语，具有更高的地位，更重要的文化作用，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而处在高于口语的优越地位。

2、“轴心时代”：书写语言中心地位的确立

历史学家把文字的出现，看成是人类从史前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开端。由此可见在历史学家的眼中，文字，也即书写语言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文字的出现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视觉图像的文化形态和书写语言的文化形态两者之间在地位上开始发生变化。即视觉图像开始受书写语言的统治和支配。

当然，也许正如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认为的那样，在人类进入文明的初始阶段，书写语言和视觉图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张光直说：“带有动物纹样的商周青铜礼器具有象征政治家族财富的价值。很明显，既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占有的动物越多越好；因此正如《左传》所说：‘远方图物’，所有的物都铸人了王室的青铜器之中。很可能王室的巫师和地方巫师所拥有的动物助手也是分层分级的。”1关于文字与权力的关系，张光直说：“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祖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演变而来。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国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内在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于文字与祖先沟通。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2

从张光直对进入文明社会初期的看法，或许并不支持历史学家把文字的出现视为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看法。但是，作为用文字书写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书写语言在后来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如果说在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正如张光直所认为的那样，还看不到它比图像的优越性的话，那么，它一定在某个时刻，超越了图像而成为人类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形态。这个时刻，我们可以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的概念中找到解答。

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特别是公元前600年至300年间，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中国，此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运动，儒家、道家、法家等影响后来中国社会、文化和艺术的思想和观念，都诞于此时；在西方，“轴心时代”指的是古希腊的古典时期，此时的特点是哲人辈出，从苏格拉底前对自然本体的探索，到苏格拉底之后对社会、伦理、语言、思维、逻辑、生命和艺术的全面反思，都成为后来西方世界的哲学家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与此同时，此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也形成了西方自身的文化特征，并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创造；而在印度则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宗教：佛教；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在教授他那富于挑战性的宇宙观，即认为这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过程；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先知，从以利亚经过以赛亚及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

雅斯贝尔斯关注的是轴心时代人类的文化对原始时代的超越，而在我的论题中，重要的是书写语言正是在“轴心时代”及其之后，走向了统治和支配视觉图像的道路。原因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中的思想、宗教和文化，都是书写语言创造的，他们几乎看不到视觉图像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也是在轴心时代及其之后，人类对文字的力量才有了全新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对视觉图像的质疑，就发生在“轴心时代”。

3、柏拉图的图像观：哲学对艺术的剥夺

丹托认为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就始于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在关于三种床的论述中，对画家画的床，也即视觉图像在认识论中的价值给予了贬斥。在柏拉图看来，画家画的床因只能提供床的一个观看角度，在真实性上甚至不及木匠做的床，而离理念的床隔着三层。总之在柏拉图看来，模仿的视觉图像是虚假的，骗人的。在哲学家柏拉图的眼中，只有由书写文字表达的概念和范畴，如“床”这个词，才具有全有的床的理念特征。丹托认为这是柏拉图对艺术的剥夺，而在我的问题中，则是书写语言对视觉图像的剥夺，也是书写语言支配和统治视觉图像的一种方式。

其实，在历史上，柏拉图不仅是第一位用哲学剥夺艺术的哲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范围之内，把诗和造型艺术区分开来，进而抬高诗的价值，贬低造型艺术的艺术哲学家。在柏拉图看来，用书写语言创造的诗，来自陷入迷狂，受神指引的诗人所为，诗被他表述为神的旨意，具有神圣的意义。而造型艺术则是依赖相应的规则和程序制作的形象，属于技艺的层次。尽管说在古希腊，在书写语言创造的哲学与诗歌之间，也曾发生过谁最适合成为人类的导师上的一场大争论，并最后以诗人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在总体上，在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书写语言，以自己在文学、哲学、宗教、思想观念等领域的创造力，处在几乎所有文化形态的最上层，并使视觉图像成为其附庸，受其支配和统治。

柏拉图对视觉图像虚假性和欺骗性的指责，其实正如丹托所说的那样，隐含着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矛盾，因为从逻辑上看，图像如果是虚假的，那就不可能具有欺骗性；也正因为作为艺术的图像具有虚假的性质，它才可能是艺术。然而，柏拉图对图像的矛盾看法，并不像丹托所说的那样简单，否则就不会有艺术审查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