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潞先生的“意派”可谓是一个总结性发言，一方面是对他自己的批评实践、理论思考以及文化诉求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美学逻辑的总结。前者是一种个人学术工作的总结，后者是一种集体历史的总结，可见高名潞先生的视野与雄心——把自己平生的学术工作设定在一种历史视野之中，也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价值框定在自己的思想建构的雄心之内。仅此而言，“意派”就不同于近些年来瓦缶齐鸣的艺术批评命名与捉襟见肘的艺术理论研究，其出发点与旨归之高，非泛泛之辈者所能及，因此必须被严肃对待。但是出发点、视野与雄心，并不能自动转换为理论与思想的价值，“意派”还需经一种贴身的学理分析，方能显现出其在理论本体层面上的价值或缺陷，以及明晰其文化诉求上的意图。况且，让“意派”经受各种检验，并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关于“意派”的讨论，也是高名潞先生一直倡导的。

一、作为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意派”

“意派”的提出有着明确的针对性，针对的是再现论，如《“意派”导论》的副标题所述：“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落实到中国当代艺术情境中，再现论即表现为现实反映论模式下的庸俗社会学性质的艺术、批评与理论。考虑到庸俗社会学在中国的流行与深入人心的程度，以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种种负面影响，因此，在这个语境下，“意派”理论是有着矫枉的意义。

不过，“意派”的矫枉却有些过正。现实反映论本身并不庸俗，而是对这种理论模式非反省的使用所导致的滥用才使得反映论变成了一种庸俗社会学，不能把庸俗社会学的这笔账一股脑儿算到反映论的头上。在反映论的大框架下，有着很多种不同的艺术及美学方法论，比如，乡土现实主义与乡土风情画都属于现实反映论，但是却大相径庭，前者沦为后者是因为缺乏分层的艺术文化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保证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以及先锋与媚俗之间的区分，任何艺术、学术、文化都难免最终落得庸俗。因此，解决这种庸俗社会学，除了理论层面上的批判和澄清，还需建立一种艺术文化机制，否则，任何一种理论模式都会因漫无边际的套用而变得庸俗，包括“意派”也面临着这种危险。

“意派”的矫枉过正，还表现在高名潞先生把反映论归结为再现论，又把再现论归结为主客观二元论，这一系列概念之间是否有严丝合缝的从属关系，以及这种概念梳理能否支撑得住“意派”理论，这类问题放到本文下一章去分析，先从中国当代艺术的情境下去考量“意派”。

除了针对庸俗社会学的创作与批评之外，“意派”还针对中国当代艺术一直缺乏自身的美学逻辑，而“意派”就是要为中国当代艺术立言。这即是高名潞先生的雄心之所在。在他看来，现有的主要表现为现实反映论的批评理论模式，无法把握住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价值，也无法推动有真正价值的创作。什么是真正价值呢？是一种能够体现出中国性的方法论。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中国艺术一定要找到一种中国性,不能满足于一种表面的时尚式的“中国特色”,中国性不等于中国特色,而方法论也不是某种时尚。我们反过来回去看看这些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占着比较主导的恰恰是一种时尚性的“中国特色”，而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方法论和中国性，因为中国性是一种具有对传统、对西方现代，站在某种非常深的哲学、文化、历史层次上进行整合的一种语言和方法。这种东西也能够为其他民族、文化圈的人所共享的(1) 。

相隔7年后，“意派”可谓是高名潞先生建立中国性方法论的一种尝试。“意派”既是一种批评针对，也是一种批评建构。作为一种批评针对，“意派”虽然矫枉过正，但瑕不掩瑜，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中的单一的反映论观念还需更多方位的批判，与其结盟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特色）与消费主义话语（时尚）也需更有力的批判。但作为一种批评建构，“意派”的立言是否能够站稳？

首先，“意派”是对一直存在的艺术现象的批评总结呢，还是一个纯粹的批评理论建构？对此，高名潞先生有些含糊：

……我讨论的意派理论，希望能够首先在方法上找到分析这个逻辑的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当代艺术进行分析，梳理出中国的“历史意派”(2) 。

虽然高名潞先生更着于重理论本体层面的建构，但是在实践策略上，高名潞先生显然也很愿意让“意派”成为一种艺术实践的事实，因为，他特意用了“意派”（Yi Pai或Yi School）这个词，而不是“意理论”（Yi Theory）或“意主义”（Yism），也就是说,“意派”在这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Theory）和理念主张（-ism）上。总之，高名潞先生期望“意派”能够作为一种生产性的批评理论，期望在“意派”理论的视界下生产出“历史意派”，从而成为一种艺术实践的命名。

“意派”作为对一种艺术实践的批评命名，几乎囊括了高名潞先生自己曾经研究、评论过的所有的艺术实践，从无名画会、理性绘画、公寓艺术一直到极多主义，这也无可厚非，反而是“吾道一以贯之”的表现，用高名潞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学派意识。但是他下面这个判断却很难说是出于学理：“我坚信，凡是中国当代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意派逻辑”(3)，其潜在含义是：凡是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品都算“意派”，凡不是“意派”的艺术家和作品都不杰出。先不谈这是否是一个实事判断，在这里只需问：“意派”能够作为艺术好坏的标准吗？

今天，艺术的好坏标准已经无法统一，各种话语处于多元共生的状态，当然，所谓的多元必须是由诸多自足的一元构成的，而每个自足的一元即构成了相对的权重性。虽然高名潞先生一直强调权重性，但话语的权重性与独断是两回事，区别在于话语的背后是否有逻辑自洽作为支撑，即“意派”能够构成一个自足的一元。即使“意派”因缺乏更具体的艺术事实分析而不能作为一种完善的批评建构，那么只要其在理论建构的层面上能够成立，“意派”还是能够作为诸多艺术标准中的某一元。

如果“意派”在理论本体上能够成立，那么这个概念能把握的是哪些范畴，或者说，它能不能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构成一种判断，这依然不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