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高名潞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言：

西方人将东方神秘主义作为互补的营养，而我们恰恰在没有强烈的互补欲望下，沾沾自喜于古代文明，这正是一种民族自卑感的反向心理……应该看到，目前我们的艺术恰恰缺少的是理性，是思索，是观念，是意志，不是什么虚拟的幻想和浪漫，人为的神秘和以不变应万变表现手法。仅仅依靠中国哲学的“自我完善”求于内不是终极目的。求于内是为了制于外。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包括艺术才会强大!再不能走我们古人历次创新的模式——“复古以开新”的老路了，其结果只能是中和、是改良、是自足体系中的小打小闹。我们需要的是跳跃，其实，无论怎样跳，也跳不出这块“地大物博”的土地的引力，纵观一下外来文化冲击中国的历史即可发现，中国文化的同化力是何等之强(21)!（《新洋务派与新国粹派》）

我想，理性的提出，还并非只是无所针对地对一种创作思维方法的提倡。其目的及意义还应有：

1．文化互补需求。我们的民族文化中需补理性成分(我们应将艺术首先理解为文化，而不是点、线、面。)，正如英美逻辑分析哲学向欧洲大陆经验哲学和东方神秘主义吸收养分一样，不是“我们已有的好东西就必然是现实需要的”，而是“我们需要的方是好东西”。

2.倡导面向现实的勇气，从自身周围开始审视与批判，不回避现实的痛苦。因此，不免带有宗教悲剧意味的崇高精神和永恒原则的追求，而对偏于唯美的半浪漫的诗情画意持反对态度。但由此也导致了不少画面带有消沉的气氛，这恐怕是一个过程。我们固然应不回避体验痛苦，但“末梢文化”与“世纪病”却不应是我们国民的营养剂。如何将崇高与悲壮、永恒与向上融为一境，应是理性绘画的一个方向。

以上论述旨在对近年理性绘画有一个简略分析，无意倡导“蔚然成风”，成风是我们的教训。然而，浅尝辄止也是我们的弊端，刚一涉足，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归传统和民族化，并名曰“中西合璧”，回归意识是我们近代以来没能完成中国的现代艺术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22)。（《关于理性绘画》）

比较高名潞先生这20年跨度的思想转变，不由得让人感叹，昔日的开放心态，如今已经变得封闭，昔日对理性、观念、意志的明确强调，如今已变成讳莫如深的“意”。难道果真如弗罗斯特的诗句一般：“年轻时我从不敢激进，因为担心年老时会变得保守。”当然，高名潞先生的转变不仅是纯粹学术思路上的转变，或许，也是某种情境逻辑使然，某些非学术的因素使得他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的批评观念与90年代的谨慎的学术姿态。在他9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意派”这样的断言，反而提醒了一种“总结性发言”的难度，“似乎在今日的全球‘跨国’时代，仅仅使用一些基于单一视角的概括和预言去界定当代中国艺术现象，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也会变得日益艰难。”(23)但是，高名潞先生的雄心在于，他没有回避这种艰难，他在一种如履薄冰的理论论证和价值建构的路途中，以及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态下，欲以有涯之生立无涯之言，但一不小心，就在真理的边上滑倒了。

注 释：

(1)高名潞著：《中国性 vs.中国特色，方法论 vs.时尚》，《艺术当代》，2002年第5期。

(2)高名潞著：《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3)高名潞著：《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第5页。

(4)海德格尔著，孙周兴编译：《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01页。

(5)参斯图尔特•霍尔著，徐亮、陆兴华译：《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4～25页。

(6)高名潞著：《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第87页。

(7)高名潞著：《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第33、89页。

(8)王一川著：《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398页。

(9)王国维著：《哲学辩惑》，《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10)王一川著：《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

(11)李欧梵著：《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

(12)Taylor, Charle. Inwardness a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in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Axel Honneth et al, ed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p. 88-110.

(13)苏力著，刘军宁等编：《社群主义构成一种挑战吗》，《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15页。

(14)高名潞著：《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第151～152页。

 (15)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16)关于海德格尔与《老子》可参，孙周兴著：《事实与立场——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中国现象学网（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2009年。

(17)在《木马沉思录》中，贡布里希把古希腊、宋代、文艺复兴列为再现性艺术兴盛的三大时代；而对荷兰静物画的富足主题的分析，可参诺曼•布列逊，《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静物画四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尤其是第三章“描绘富裕”。

(18)高名潞著：《中国性 vs.中国特色，方法论 vs.时尚》。

(19)实际上，这种国家权威主义也并不是东方的专利，俾斯麦早就成功实践过了。

(20)刘小枫著：《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对泰勒的现代性理论的若干疑虑》，《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刘军宁等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7页。

(21)高名潞著：《新洋务派与新国粹派》，《中国美术报》，1985年第21期。

(22)高名潞著：《关于理性绘画》，《美术》，1986年第8期。

(23)高名潞著：《跨国经济与全球文化中的现代性》，《倾向：文学人文季刊》，总第12期，1999年，中国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