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7：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起落落

1957年，当美术家还在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感到欢欣鼓舞之时，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为此，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年中召开两次座谈会，对文化部、美协、《美术》编辑部、中央美院等单位的工作提出批评。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一大批美术家和批评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如江丰、庞熏琶、徐燕荪、王雪涛、叶恭绰、李宗津、王逊、彦涵、杨角、张晓非、李滨声、廖冰兄、王流秋、郑野夫、刘海粟、俞云阶、景启明、张怀江、江荧、汪志杰、邓散木、丁聪等。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此时，社会所需要的艺术家的标准有所改变，不再是艺术与思想并重，政治成为第一标准。但是半推半就的美术界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跃进”姿态，据《美术》的记载：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7月中旬提出“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对于这样的形势，很难说清楚身处其中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的真实想法，但是能肯定的是，绝大多数可以判断的出来，这种跃进式创作并不利于艺术的发展。在经历了太多政策变动之后，已经没有很多人敢于去面对了，只能像1958年在首都戏剧、音乐创作座谈会上的夏衍那样，说着“现在是‘逼上梁山’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逼我们非以革命的脚步赶上去不可!”的话。但面对“多快好省”的创作指标，我们还是可以听到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要多、快、省就不能求好，求好就要少、慢、费。1959年，老舍也在《规律和干劲》的发言中委婉的指出，“文艺创作自有它本身的需要，不能专凭摩拳擦掌就写出作品来”，“跃进计划应当数量与质量兼顾，规律与劲头平衡，在题材上力求百花齐放”，而这在当时是一种受批判的观点。

说到这里，首先要提的就是新壁画和下厂下乡。力群在文章中写到，“继年画、连环画之后出现了新壁画，这是美术上的一件大事”，“哪一个美术家看轻了它，就说明他没有政治挂帅，就说明他的灵魂深处还有白旗。”从历史的角度看，新壁画的源头是古元、吴作人、叶浅予、王式廓、黄永玉、侯一民、程十发等画家的下厂下乡，但其决定性动力是1958年4月20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讲话中重申了艺术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政治挂帅、群众路线、民族形式、双百方针、勤俭办事、党委领导。而壁画运动中最早的典型就是河北昌黎，仅用3天时间创作了164幅壁画，出现了“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户户六面光，村村大改观”的局面。从此，一场群众性的壁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958年底，“全国美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朝闻、蔡若虹分别作了《工农兵美术，好》和《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从生活中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的讲话，从一定的理论高度肯定了群众性的壁画创作。王朝闻说：“真正有修养的专家，不只愿意用他们掌握的丰富的知识来指导群众，而且为了做好工作，也重视认识群众创作的特点和优点”，蔡若虹也总结道：“只有生活的创造者才是最好的艺术的创作者”，“只有在思想大跃进的基础上才能提高创作的思想水平”。新壁画运动继承了革命美术的传统，它接驳了“文革”美术中的以大批判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的表现方式，同时也连接了“文革”中期所大力提倡和宣扬的工农兵美术创作。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那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艺术作品的传播与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影响始于30年代。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苏联美术被视为现代洋艺术的经典。1950年2月，为纪念中苏两国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苏联美术的文章：1950年8月的《人民美术》发表了门儿黑•尼度雪温的文章《现实主义是进步艺术的创作方法》，同时介绍了苏联著名画家列宾的艺术。此后有关苏联的文艺理论文章和著作不断出现。1954年创刊的《美术》用很大篇幅刊登苏联的美术作品，其中有《“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油画）、《农民代表访问列宁》（油画）、《列宁和斯大林在哥尔克别墅》（雕塑）、《列宁在工作中》（素描）等。从此，《美术》每期都会发表有关苏联美术理论或技法的翻译文章，其中有《论绘画中的典型问题》、《论肖像画的技法》、《俄罗斯伟大的风景画家什施金》、《美术学校业务教学上的几个问题》，《绘画的构图》、《论美术家创作构思》、《论构思和制作》、《业余画家素描与绘画教材》，这些文章对于普及苏联美术理论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从1951年4月“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开始，各类苏联美术展览相继在中国展出，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保加斯基、谢里汉诺夫、柯杠西娜和扎已斯达的写生作品观摩会，“十八--二十世纪俄罗斯绘画展览会”，“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苏联版画展览会”，“十月革命历史画复制品展”，“1955-1957年苏联美术家作品展览会”等。

对苏联美术的全面引进，采用了“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方式。“走出去”是指1952至1962年前往苏联的美术教育，当时就读于列宾美术学院的有罗工柳、李天祥、林岗、萧锋、全山石、邓澍、郭绍纲、冯真、张华清、徐明华、苏高礼、李骏等。另外还有一些研习美术理论，如程永江、邵大箴、奚静之、李玉兰和谭永泰等。回国后，他们被分配到各大美术院校，进一步传播了苏联油画创作与美术理论。“请进来”是指邀请苏联美术专家前往中国讲学，比如盖拉西莫夫、扎莫施金、马克西莫夫等，其中以马克西莫夫影响最巨。1955年，油画家马克西莫夫出任中央美院顾问，并举办了“油画进修班”，参加进修班的都是受过高等美术院校的专业训练、已有一定成就的青年教师和油画家，如侯一民、詹建俊、靳尚谊、任梦璋、王流秋、俞云阶、秦征、王德威、高虹、何孔德、谌北新、魏传义、武德祖、汪诚仪、袁浩、王恤珠等。进修班于1957年结束，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其间，他还在“全国素描教学座谈会”和“油画教学座谈会”上作了《关于素描原理及教学问题的报告》与《关于油画技法和教学问题的报告》。自此苏式教育体系很快在中国形成，库尔贝、杜米埃、席勒、鲁勃辽夫、委拉斯开兹等艺术家也成为现实主义的代表。

与此相关的就是关于“民族化”的讨论。1954年，油画家莫朴在《美术》上发表了《谈学习中国绘画传统的问题》，指出油画家也应该拿起毛笔来画画中国画，“接受和发扬中国绘画优良传统，是今天所有的画家必须重视的问题”。 董希文也认为“油画中国风，从绘画的风格方面讲，应该是我们油画家的最高目标”。罗工柳认为，这需要考虑几个问题：所利用的传统形式与所表现的内容是不是矛盾；利用传统形式的表现效果是否能超越原有基础；利用传统形式能否表现油画的长处；利用的结果群众是否喜欢。而倪贻德进一步指出，形成油画民族风格的主要因素有二：真实地描写中国人民的生活；吸收本民族的传统形式。他号召油画家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油画。与此同时，油画民族化的艺术实践也由此展开。1959年至1961年，画家潘世勋、赵友萍、张丽、董希文、吴冠中、邵晶坤等远赴西藏。1962年3月，全国美协为他们举办了“西藏写生画展”。这是现代油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画家以真实感受找到了民族化的感觉，又以各自完全不同的形式语言把这种感觉准确地表达出来，从而为油画民族化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