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收租院》

1967-1976：《江山如此多娇》与《收租院》的再讨论

从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2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艺术家深陷政治漩涡之中。此时，艺术家内心隐藏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已经不可能被社会容忍，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再次被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除了傅抱石1959年发表的《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华君武1966年的《以政治统帅创作》、1966年初《红旗》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等艺术评论文章之外，美术界还适时推出了泥塑《收租院》和“华北区1966年年画版画展览”。

这些都表明了美术界的立场，除了“密切配合了当前革命斗争的根本任务”之外，别无选择。

梁寒冰在“华北区1966年年画版画展览”观摩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画出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报告，提出“要画革命画，先做革命人”，“用毛泽东思想来进行自我改造”。华君武也提出“突出政治，大画社会主义、大画工农兵”的观点。1966年初，《美术》杂志第2期开展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讨论，发表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思想改造差，满脑子的个人杂念，不管技术多高明，是一辈子画不出一幅好画来的”，其二是“对这个问题，必须全面去看。……思想好是政治基础，素描基本功好是业务基础”，其三是“政治当然是重要的，但它到底是"虚"的，技术是实打实的”。显然1966年初美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不具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特点，还是在“百家争鸣”的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开展讨论。

1966年，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的成就。之后大批作品被打成毒草，大批艺术家成为黑线人物。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艺术创作在“红、光、亮”和“三突出”（即：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的模式下变得步履艰难，而艺术批评更是堕落为政治的附庸，异化为政治清算，变成了不容回驳的“宣判”：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于是，有意思的事情开始发生了。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艺术作品的性质也在不断的重新被定义，或者从推崇到批判，或者从推崇到神化。

首先提到的是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特别创作的巨幅命题画）。作品描绘了一轮红日照耀下的长城、黄河，土地和喜马拉雅山的积雪，“红装素裹，分外妖烧”。这幅画是典型的毛泽东诗意山水画，产生于50年代。这种形式之所以成为艺术创作的主流，一则因为它表现了与领袖的关系，（这是当时作品能够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方面），再则表现了与毛泽东诗词中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关系。《江山如此多娇》体现的更多的是诗意的内容，而山水语言则服务于内容要求。因此，关于这幅作品的批评多集中于表现对象的象征性含义，比较隐晦与含蓄。这也难怪这件一直被奉为经典的作品会在“文革”时期被江青质疑。（江青曾在接见中央美术学院部分教师的时候说，“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是什么，有那么好”？而与《江山如此多娇》命运迥然不同的作品是《收租院》。这是1965年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示下，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创作的泥塑作品。作品包括“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四部分，反映了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有一位安徽农村的女社员，“指着被迫卖给地主当奴婢的那个小女孩塑像，说了一句‘我同她一样’就放声痛哭起来。她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她给地主当丫头的十几年中，所受到的种种残酷的奴役、压榨和迫害，周围的听众听了之后，个个都气得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当时的评论说，这件作品“真正道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不难看出这种评价已明显地带有文革风格，并明确昭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文化的对立，而《收租院》则成为反映这种对立的典型。所以《收租院》在“文革”开始后再一次突升了政治地位，成为“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个大飞跃”。

直到1976年初，复刊后第一期《美术》的文章目录依然充满着浓烈的“文革”色彩：《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打退文艺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美术领域的文艺革命，不许为黑画翻案》、《坚持美术革命，要和十七年文艺黑线对着干》等。直到80年代，美术创作与美术批评才渐渐开始有了起色。

1949-1976：以变化应万变的艺术生存方式

回顾自建国以来近30年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发展历程，似乎不是仅凭这些就可以说清楚的。就像开篇提到的那样，没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与政治保持着如此微妙的关系，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功能只有一个，即：政治意识形态的直观化、图像化的表达方式。尽管这其间受到种种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不管是在“双百”春风的鼓动之下，调动一切积极性投身到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激情阶段，还是在“大跃进”运动开始以后，半推半就地进行艺术创作于艺术批评的半主动半被动阶段，或者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压力之下，在时刻都有可能成为“黑画”的恶劣创作环境之下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被动阶段， “艺术为政治服务”却成为铁板钉钉的现实。在不谈及这种艺术生存方式是否可取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这样说，艺术在这30年里在某种程度上完成实现了自身所担负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起码在这一点上，艺术还是值得被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