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回到“元史学”：反思与重构

语言为本，人生为本之本，“度”乃本之本的本。对于当代艺术史而言，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启示就在这里。然而，分析归分析，我们还得回到其写作本身。窃以为，当代艺术史的写作还得回到“元史学”(metahistorical)的层面。只有在“元史学”的层面上，其三重本体才能根植于其中，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多维变奏也方可得以充分表征。

虽然“元史学”(或“新历史主义”)是一个后现代史学的界定，但是其源自古典史学。在古典“元史学”传统中，创造历史与叙述历史是一体的，许多历史学家——如修昔底德、色诺芬等——都是以军人或将军的身份参与历史或创造历史的。至中世纪，历史书写便取决于宗教及其无上的权力。此后的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如马基雅维利撰写《李维史论》、霍布斯翻译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有意摆脱中世纪奥古斯丁的史学传统，而试图回归古典。然而，启蒙运动以降，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实证主义的生成并逐渐取代了古典人文传统，从而开启了德国历史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主导历史写作的则是解读档案和文献诠释。直至20世纪叙述主义的兴起，即向“元史学”这一古典史学传统的回归，才逐渐突破了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对于历史学的支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后现代的“元史学”(叙述式)取代了现代史学(分析式)，而是在二者之间互相质疑中，[32]不断反省自我。因此，不管历史书写者是历史的参与者或创造者，还是通过文献、档案建构他的叙述，都无可厚非。

那么，什么是“元史学”呢?按照海登·怀特的说法，“元史学”是指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的历史编撰方式。“元史学”主张历史编撰是一种“诗化行为”，看重的是语言和修辞。因此，在这里吸引我们的是文本的意图，而非作者的意图。[33]据西班牙历史学家巴雷拉(Jos Carlos Bermejo Barrera)，“元史学”应内涵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在历史文本中是谁在诉说?

历史文本中的叙述是针对谁而发的?

叙述者是以何种身份来讲述历史的?

叙述者所诉说的是什么?[34]

古代世界回答是，描述事件的目击者在历史文本中诉说，他是以一个直接观察者的身份向他的公民同胞们讲述历史，诉说的是被大家遗忘了的重大事件。在这里历史学家讲述历史并不是出自简单的好奇心，而是为了使他们从中能得到道德的教益。[35]不同的是，后现代的“元史学”非但不具有这一道德的教益功能，反而正是为了反抗这一本质主义实践，在这里叙述者是缺席的，是历史本身在叙述。因为，“元史学”及其叙述主义就是为了将历史从客观的、科学的、惟一的解释及其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历史提供多个面向及可能。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元史学”就是去原始档案和一手文献的，相反，恰恰是因为其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反而更要依赖于原始文献和档案。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发现，“元史学”不是太过于依赖文本，而是太少依赖文本。[36]当然，这个文本指的就是文献、档案。作为历史，其“主题的变化，真正的历史话语本体论并不能改变其根本的基础和稳固的结构”[37]。不消说，后现代“元史学”的确主张否认任何真相，否认能指有任何所指，即罗兰·巴特所谓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但这显然是违背历史本身的，毕竟“历史非即文本，‘能指’仍然不能全部取代‘所指’，仍有“所指”存在”[38]。故此，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一方面须强调“历史本体论”之“心理本体”，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其“工具本体”;一方面要回到“元史学”，另一方面也要对“元史学”本身予以反思，并通过与古典史学、现代史学的不断对话重构自我。据李泽厚，这里的“元史学”既非古典的“元史学”，亦非后现代的“元史学”，更非实证主义的现代史学，而是介于其之间的一种新的生成。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在叙述与分析之间，在文本与作者之间，……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度”的问题，还是一个“人”的问题。

注释：

[1] 丁耘：〈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见：《读书》，2008，第11期，页17。

[2][4]-[9][11]-[21][30][31][38]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98;5;39;50;51-56;88-92;92;124-125;125;44-46;70;102;104-105;222;60;63;69-70;230;17;18;30。

[3] 李泽厚、舒炜：〈循马克思、康德前行〉，见：《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页456。

[10]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页43。

[22] 参见拙文：〈方法作为政治：从微观解构到宏大叙事——再思当代艺术史写作的方法及观念〉(上、下)，见：《画刊》，2009，第5、6期。

[23] 参见王林、顾丞峰等关于“四大主义”及鲍栋、程美信等关于“意派”的批评。王林：〈学术的官方化——评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顾丞峰：〈警惕：无边的现代性〉，见：《批评家》(第一辑)，高岭主编，第1版，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鲍栋：〈“意派”——最后的文化保守主义〉、程美信：〈批判“意派”学说及其三元论〉，见：艺术国际网，http://www.artintern.net/html.php/special/index/39。

[24][26][27] 参见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191、267-273、283-291;276;312。

[25]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的实用意义、伦理意义和道德意义〉，曹卫东译，见氏著：《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61-62。

[28] 巫鸿：《美术史十议》，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12。

[29] 参见孙周兴：〈我们如何接近事物?〉，见：中国论文下载中心网，http://www.studa.net/sixiang/060529/0921562-3.html。

[32] 参见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与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之间的争论。见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伊格尔斯：〈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撰：对海登·怀特编撰方法的反思〉，见：《书写历史》(史学前言，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页19-34、2-28。

[33] 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见：《书写历史》(史学前言，第一辑)，页31。

[34][35][37] 巴雷拉：〈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见：《书写历史》(史学前言，第一辑)，页45;46-47;56。

[36] 伊格尔斯：〈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撰：对海登·怀特编撰方法的反思〉，见：《书写历史》(史学前言，第一辑)，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