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在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考察中国的史学传统对当代艺术史写 作的影响。

(一)中国的史学传统之一，是将历史看作终极价值，甚至把历 史当成宗教。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准宗教(李勇);有人甚至说，历史是 中国人的宗教(张贤亮);这是因为，中国人把是否能进入历史作 为人生价值的终极体现。

“留名于世”、“万古流芳”、“载入史册”、“留取丹青照汗 青”、“史书上有一笔”这是一个人没有辱没祖宗，对得起后人的 最大安慰，也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的终极归宿和目标。为了青史留名，可以视死如归。在中国人心目中，进入历史，的确是值得托付 生命的事情。所以，清儒章学诚强调：“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这种传统也决定了中国人更愿意“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寻找现 实的依据，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希望。将历史视为宗教，就是认定历史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成为人们承担终极价值的依托。

历史的价值在中国人那里，还体现为“文史不分家”“经史不分 家”。这些是因为重要，将历史泛化的说法。

当然，中国人不会把历史和一般的典籍捆绑在一起，它只和经典 绑在一起，用放大了的历史眼光关照其他经典。在中国的哲学、文 学、伦理、图画的经典中，中国古人处处都看到了历史。这种扩大 了的历史眼光比西方人要早得多了。

中国学者认为最早的一部史书是《尚书》，它记录了西周初年周 公、召公的一些言行。中国古代的传统是通过“立言”、记言来传 播思想的。《尚书》在汉代被确立为五经之一，明儒王阳明提出， “五经亦史”。

这当然包括“诗言志”的《诗经》，尤其是《大雅》，也是西周 初年的历史，它是以雅颂的形式唱出来的。

图画也可以是史，中国有“左图右史”的说法，给了图画以较高地位。

这种史学传统对今天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和活动的人们产生了重要 影响。对眼前正在发生，或者刚刚发生的当代艺术现象，能否纳入艺术史写作之中，一直是有争论的。尽管实践者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可能遭到“机会主义”、“跑马占地”、“先到先得”等等各种指 责，但如果把这种写作动机放在中国史学传统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似乎可以为这种急于书写历史的行为找到部分的解释。

当代艺术的推动者首先是从对传统艺术史的怀疑和颠覆入手， 开始他们的工作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样是一批具有“历 史癖”的人。当代艺术如果不能被历史认可，价值不能通过获得认 定，这将是他们的心头大忌。所以，如何能让当代艺术获得合法 性，如何能尽快推动当代艺术的进程，毫无疑问，写当代艺术史是 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

在中国的思维中，凡事一旦成为史，似乎就成为了一个难以轻易撼动的既定事实。即使有质疑、批判的声音，毕竟它也成为了一种存在。所以，鉴于 “史”对中国人是如此重要，为了给当代艺术找到合法性，或者当代艺术转为市场化运作之后，它要获得市场的成 功，那么，撰写当代艺术史的需要也就变得越来越具体而迫切。

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和研究者，对“艺术史的上下文”这样的说 法特别有兴趣，能够进入艺术史的链条，无论是成为“上文”还是 “下文”，都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能不能进入历史。如何能快捷地进入历史?当然是先下手为强，自己撰写 历史。

四

中国的史学传统之二，是将历史作为一种确立秩序，明确先后、 贵贱、尊卑，维系正统地位的一种有效方式。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 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对中国的历史的书写而言，通过 写史来确立秩序，通过话语权力，辨明正统地位，明确名分等级， 它在为古代统治者维持长期有效统治方面，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

历史学者萧功秦认为：中国帝国文明的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个大 一统，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文明。它要求个体“安分敬 制”，就是让每个人根据自己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功能和职能，被安排在不同的等级中，分配给他不同的地位、荣誉和各种稀缺资 源，这种体制扼杀了个体的个性和创造力。[5]

确定一个人地位、身份的过程，就是被历史书写，排定座次的过 程。在中国文化的情景中，写历史，就是排座次，论高低，通过写 史确定一个人角色、功能、职能、等级、地位、荣誉……一个人只 要表示尊重历史，就等于表示尊重这种统治秩序。

以唐宋绘画史为例，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列举从轩辕时 起，至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之间，历代画家共373人;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列举唐会昌元年至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之间画家，共 284人;南宋邓椿《画继》则列举北宋熙宁七年至 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之间的画家共219人。

三部中国绘画史的承继关系非常清晰，从中可以看出，绘画史写 作者心目中的秩序感。尽管他们分属不同时代，但他们根据时间的 先后序列，按时代收录新的画家，共同维护一个自足的系统，呈现出历史的一贯性和统一性。

中国史学素有两个传统习惯：盛世修史和乱世著史。这是因为，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都会出现重估历史、再建秩序的需要，而修史，正是建立新的规范化社会秩序的方式。

中国史学老要强调“正史”和“野史”的分别。这种分别的背 后，是正统和在野的区别、官方和民间的区别，其尊卑、贵贱不 容混淆。只有正史，才能真正代表秩序，才能承担“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功能，而野史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