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在我们所接受的艺术史教育中，一部艺术史著作的权 威性、严肃性仍然是被高度强调的。权威的作者、权威的出版社、 权威的版本……过去，在艺术史撰写方面，往往集体写作的比较 多，反复讨论的比较多，层层审查的比较多。在许多问题上，宁可 避而不谈，也不轻易尝试新说;宁可少些，但要稳些……为什么? 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怕乱了秩序，动摇高下重轻的传统说法，冒犯了 历史已有的定评。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艺术史，当代人写当代事，倒是对艺术史写 作的一个大胆的突破，对传统禁忌的一种解放。当代艺术尚处在边 缘的时候，就有人开始修史;当它今天成为显学，同样也有人在修史。就目前而言，过去正史、野史的分别，似乎对当代艺术史写作 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

在当代艺术史的书写成为可能的今天，应该怎么写，还有许多问题。

例如，困扰当代艺术史写作的，是作者总要面临选谁不选谁的问题。一个当代艺术家最在意的，是艺术史如何书写自己，多少篇幅，如何定位?在人们关于当代艺术史的争论中，最多的话题也是 纠缠在“漏掉了某重要的人”、“漏掉了某重要的事”上面。

大家对当代艺术史上作品出现的“先后秩序”特别感兴趣。 尽管我们说，就观念和形式而言，中国当代艺术的“原创”并不 多，大多数都能找到外来的母本，可是大家讨论当代艺术史时， 往往忽略了这个背景，特别强调某种类型的作品是某某最早开始 做的。其实，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模仿性的作品的确是可以同时发生的。

由此连带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传统对历史书写的看重和强 调，在今天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的相互关系中，艺术史容易以居高 临下的姿态，歧视艺术批评。在今天学院的背景中，从事艺术史研究或写作容易让人获得尊敬，认为艺术史才是学问，而看不起艺术 批评的大有人在。

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由于历史写作在中国人心目中有如此的魔力，所以，这种古老的“历史癖”会直接对当代艺术史写作产生影响。

五

中国的史学传统之三，将历史的书写道德化，其目的是为了塑造 历史书写“直书”、“实写”的客观品质。这种光环造成了对历史 文本的崇拜，而缺少怀疑、证伪的精神。

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里讲了一个故事：公元前548年，齐国 大臣崔杼杀了当朝的国君。连齐庄公都敢杀，还有谁不敢杀?一时间，齐国人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可齐国史官却直书：“崔杼弑其 君。”崔杼二话没说，杀了史官。继任者是史官的弟弟，他毫不犹 豫地再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杀。三弟继任仍书：“崔杼弑其君!”与此同时，齐国有个南史氏听说此事，捧着笔前来，准备继续书写。直到听说齐史官已经定书此事，崔杼不再杀害为止。历史上可能的确有过这样能够“秉笔直书”的史官，但是，对历史写作进行这种道德化的强调，使得对“史德”的叙述最后转化成对历史写作的真实性的肯定。几乎每个从事历史写作的人，都认为 自己是在立此存照，如实地书写历史。

中国人对历史的依赖也决定了，把历史的最高价值看作是公正客 观地书写真实的史实。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概念，司马迁的史学，就以史文 之“直”而著称，“不虚美，不隐恶”。

一代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在有意和无意中，都在强化这种思想。 问题是，一个具有高尚“史德”的人，尽管主观上愿意将历史的真 实呈现给我们，但是，他在事实上是否能够做到呢?这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对历史，对“书”的崇拜，几乎成为了中国人的 一种集体无意识。凡是进了书、入了史的，似乎就有了一种先验的 正确性。

问题是，历史，特别是当代史，如何自我验证它事实记录的真 实性和价值判断的正确性呢?“历史学从来不是脱离历史进程而独立存在的纯学问，历史学家也从来不是脱离历史时代而独立的局外 人。爱德华·卡尔说，时代决定我们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6] 从现有的几部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著作看，几乎所有的作者在叙述他们写作目的的时候，仍沉浸在“如实”、“客观”、“中立”的想象中。例如邹跃进，在写《新中国美术史》的时候，一方面强调 “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另一方面又在强调“价值中立”、“无我”和“无限后退”。

时间上的近距离似乎可以给当代艺术史的写作者一个如实地还 原刚刚发生的事件的便利;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和人物还在眼前晃 动，这些人和作品正在和写作者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这种时候，这种状态不仅是当代艺术史的写作者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同时对我们如何评论当代艺术史的写作也是一个两难。

注释：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2]此处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18页～23页，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3]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10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5]萧功秦：《从千年文明史看中国大转型》，见《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9日“阅读与思考”版

[6]向若虚：《中国史学传统的两个侧面：盛世修史与乱世著史——兼与王曾 瑜先生商榷》引自“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