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就涉及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按照奥利瓦的方式来解读中国的当代抽象艺术，就必然会遮蔽中国抽象艺术自身的线性发展历史，以及在各个时期体现出的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譬如，仅仅以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为例，中国的抽象艺术就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形式美”、“新潮时期”的语言革命，以及80年代末期个人图式的风格营建。虽然说，80年代初吴冠中、袁运生等艺术家关于“形式美”的主张并没有将“形式”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抽象”，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形式”的革命本身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即艺术家在追求语言独立的过程中，实质是对既定的官方和学院艺术的反拨。同样，如果忽略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化启蒙与自由主义思潮，我们同样不能真正的认识到“新潮时期”那些抽象艺术的价值。因为，抽象艺术对传统绘画模式的背叛，对官方主流审美趣味的拒绝，使其增添了一种精神的附加值——反主流的边缘身份，也正是这种边缘性的身份反过来又强化了抽象艺术所保持的前卫艺术姿态。对于抽象艺术的前卫反叛性，美术批评家易英的看法是，“抽象艺术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性的话题，在整个80年代一轮又一轮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抽象艺术总是受到批判……。”⒂同时，易英还谈到：“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抽象艺术都不是一个艺术问题，在80年代的中国抽象艺术首先是作为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抽象艺术本身是否纯粹，抽象艺术的构成与表现，抽象艺术的教育与实践等等都不重要。”⒃显然，抽象绘画作为一种艺术方式，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在80年代中后期反映了一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设，以及实现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革命的良好愿望。奥利瓦的批评存在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他忽略了中国当代抽象绘画的形式背后还蕴藏着文化和社会学方面的价值诉求。

由于奥利瓦没有对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做深入的研究，这就注定了他会片面地将中国抽象艺术纳入西方国际性的现代主义背景下进行审视与比较。当然，审视与比较的过程也是在一种跨文化的视野中完成的，这在奥利瓦将“观念的形式”与西方极少主义、观念艺术进行区分，以及“健康的消极乌托邦”等术语中可见一斑。当然，笔者对跨文化的视野本身并无异议，但对奥利瓦跨文化视野背后所秉承的文化立场却保持着必要的警惕。就像1993年策划“威尼斯双年展”时，奥利瓦对中国前卫艺术的选择就充分地暴露了他的文化后殖民立场。虽然此次针对的仅仅是抽象艺术，但这种跨文化视野的背后仍潜伏着巨大的危险。⒄也就是说，如果奥利瓦只是将来自于中国的抽象艺术放在西方国际性的现代主义背景下考量，而无视其产生时所依存的独特语境，那么，这种阐释方法本身存在的局限，就注定了中国的当代抽象绘画不会凸显完整的艺术与文化价值，相反，它的存在意义也只能是与西方抽象艺术形成差异，对西方抽象艺术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做出补充。

尽管在文章中，奥利瓦对中国当代的抽象绘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这些评价实质是异常空泛、华而不实的。譬如，在结尾处奥利瓦谈到：

整个绘画联姻了完整的时间。这一时间包括生命的开始时刻和死亡的结尾瞬间这些属于人的命运的词汇。在生命与死亡，当今与古代中国艺术家找到语言的复兴。这种语言能够赋予在其骨架中建构的图像以英雄的意义。这里存在的不是血肉的易坏的表面，而是以在时间中恒久的语言的本质的粗壮的骨架。从这里开始艺术的自由，艺术在一个和平的伟大时代的扩张。

奥利瓦努力地用诗化的语言、哲学化的表述来掩饰自身空泛的评价，但不能否认的事实依然是，他对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评价仍然采用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标准。看来，对奥利瓦的“偏见”保持必要的警醒是极其重要的。不然，在国际的抽象艺术格局中，中国的当代抽象仍将只是一个丧失了自身文化与艺术主体性的“他者”。

透过奥利瓦对中国抽象艺术的解读，一个新的挑战已然摆在了中国批评家的面前，那就是，我们急需建立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批评话语。如果没有新的批评方法论和自身的评价尺度，中国当代的抽象绘画在国际的舞台上就将是无根的浮萍，其意义与价值也必然会被西方现代主义的批评话语所遮蔽。事实上，从2003年以来，中国的批评家就在积极地探索，力图为中国的当代抽象艺术建立一套自足的批评话语。⒅

当然，在评价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价值时，奥利瓦似乎也有意识地在隐藏自己所秉承的西方现代主义立场，为了让自己的批评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他在“观念的形式”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但是，也正是受制于现代主义话语自身的限囿，奥利瓦并没有对中国抽象艺术家如何进行观念表达做出更为令人信服的解释。虽然奥里瓦谈到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呈现出了“家庭式的奇观”，但他并没有对李华生、周洋明、马可鲁等人作品的形式运作进行必要的区分;虽然他认为“中国画家们的经典性正在于平静地接受了生活的智慧的命运”，但他也没有阐释这种“生活的智慧”与艺术家的观念表达是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比如梁诠、雷虹作品中的反形式性，张羽作品中的身体性，以及谭平、李向阳、张浩、徐红明的作品是如何通过形式来隐藏个人符号的信息编码的。奥利瓦的智慧正在于，他巧妙地放弃了个案分析，从而保持了其现代主义的批评话语在逻辑叙述上的完整性。

事实上，我丝毫不怀疑奥利瓦对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热忱，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与其说奥利瓦对中国当代抽象绘画的“偏见”是他主观化的意图，毋宁说这种“偏见”是与生俱来的，是被西方现代主义的批评话语潜在的支配和决定的。奥利瓦的“偏见”根源于“他者的眼光”，其“偏见”也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现代主义的话语不仅主宰着当代国际性的抽象艺坛，而且其强大的批评话语权力也掌握在西方批评家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