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翠芬:毕业于英国利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 2005)艺术博物馆学,香港大学文学及文化研究硕士(1998)。现为独立策展人。
九七前后,香港的视觉艺术家集体性对政治、社会文化议题作出响应,他们从九七至今足走了十年的光景。究竟这段历史对当时及日后的艺术家带来了怎样的关注、讨论和行动?假设九七是香港艺术史一个重要转折点,为香港艺术家带来一定的创作体验和认知的话,对这段历史论述的延伸、再读及反思,或许能为我们当下对应过去、面向未来提供一些启迪。
本文试从历史文本出发,先重读九七艺术的前提,后解读九七后香港视觉艺术创作个人化走向,切入多个艺术文本的意旨,商榷个中思路,以理解香港当代视艺创作发展的向度;继而从主体性的角度,引述“10年回归前后话”展览研究计划,探索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和书写香港艺术历史的重要意义。
一、历史文本的缝隙
回顾十年来香港视觉艺术的历史,先要逾越历史文本的限制。旧有的著作中,很难找到对应九七年以来艺术创作的系统研究和分析:香港艺术馆编制的《香港艺术家:香港艺术馆藏品选粹》第一辑(1995),回顾了香港自1992到1995年间的艺术大事;人们或许以为《香港艺术家》第二辑(2000)会接续回顾1996至2000年的艺术大事,但那只是国画与水彩画的天下;也不要误解《香港艺术一九九七:香港艺术馆藏品展·北京·广州》(1997)的书名,因为内文只是有关1997年举行的香港艺术馆藏展;再者,朱琦在《香港美术史》(2005)中对九七艺术的描述也只有八行文字。
较能对应这时期而言之有物的书写,却散见于一些资深艺评员的文章或书籍,例如祈戴维(David Clark)的《香港艺术——文化与非殖民化》(Hong Kong Art: Culture and Decolonization, 2001)及刘建华(2002)对该书的评论文章、黎健强、梁宝山编著的《从过渡跨越千禧:七人视艺评论自选文集》(2002)、以及何庆基、祈戴维总编的《他人的故事--我们的脚注:香港当代艺术研究,1990-1999》(2002)等。较有系统的展览数据以及部分香港艺术家的数据和作品,可在Hong Kong Art Archive(1985-2001)以及2000年成立的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档案中找到。另外,九七前后的展览场刊亦是相当重要的参考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他人的故事》一书除了列出1990——1999的香港艺术事件外,并且刊载了1999至2003期间对90年代的艺术家的访谈内容,被访的艺术家都曾活跃于九七前后,当中包括曾德平、梁志和、文晶茔、郭孟浩、蔡仞姿、苏庆强、刘掬色、鲍蔼伦等人,内容包括艺术家检视自己的创作历程,以及表达对九七后香港艺术发展的看法。
二、九七艺术创作的“前提”
《中英联合声明》虽于1984年签订,但艺术创作对本土历史、文化身份的集体思索至90年代初才在香港陆续呈现。何庆基自1991年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一系列的香港文化展览,如早期的“李铁夫作品展”,后续办了多个具香港流行文化色彩的展览,如《香港60年代——文化身份的设计》。直至九七来临,何以“九七博物馆”借虚构性神话建构历史的“卢亭”(1997),加上1996年成立的Para/site亦纷纷举办一连串涉及历史、记忆、本土意识的展览,成为九七期间香港艺术家创作的重心之一。其中《形/物》展览(1996)关注民间历史的残迹,发掘香港的本土性,参展艺术家之一曾德平以“哈啰!香港──第三集”,用普罗市民的生活物质作装置。另外梁志和的“李宝龙梦”以摄影重构李宝龙路的昔日,展现看见与看不见的过去;文晶茔和黄志恒的《异过借房》联展(1996),利用西环的建筑废料表达对城市建筑过快对记忆的抹拭。还有展示本土生活、对社群关系作出思考的《西环新客》(1996)、混杂童年回忆的《一九九七台风经验》(1997)等等。
随着九七政治大气的推波助澜,社会政治性的艺术创作亦成焦点。当时显见活跃的有青年艺术家协会的成员王纯杰、甘志强、潘声磊等人,他们于1995年已举行“前九七艺术方案展”、“文化方言”、“阳具艺术展”等展览和演出,当时被喻为前卫,充满社会、政治讽喻味道,尤其是潘星磊“打扁英女皇铜像的鼻子并向其淋红油”的“红色行动”、甘志强以鸟笼隐喻空间与自由的“过渡”作品等,另外,还有一些寻找中国感性或思考与大陆关系的展览,如“中国旅程97”的交流计划。
观乎九七的艺术创作,祈戴维认为在国族主义的恐惧下,香港艺术的创作大部份充满反拒国族或强调本土文化身份的意识;并且,香港的本土意识以批判国家意识的身份存在,其个性部份以歪曲和负面形式表达。可是,艺评人刘建华质疑,要是回归前后艺圈的活跃,是基于一种艺术的回归反应,在后九七面对“真正的”回归,这种反应理应更强烈,但视艺圈并非如此。九七年后,香港随即经历金融风暴,2003年爆发的“沙士”(SARS)才被视为后九七的冲击;又因国内的艺术热在国际舞台打得火热,香港艺圈被指“跟不上时代”。在复杂的处境中,艺术家自身如何面对、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