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的“达达”：抵抗与表态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达达”的兴衰有着艺术史内部的自恰性逻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旦离开了现实背景和语境，便无法探得其何以如此生成及转向的丝毫可能。单从外在形式与表象而言，我们无法区分和明辨中西之间和百年前后的差异所在。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达达”的确是自律的，乃至自律到具有普适化的可能。

正是因此，我们在承认这一共同性的前提下更须强调其差异。而此差异只有回到其背景或政治层面上方能得到揭示和解释。

基于反战和资产阶级批判这一背景，西方“达达主义”诉求一种非理性状态，一种拒绝约定俗成的艺术标准的幻灭感，一种愤世嫉俗的、无所谓的、偶然的、随行而至的境界。从一开始，运动就是对野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种抗议。他们认为，正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种价值观是一种僵化、呆板的压抑性力量，其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上，还遍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实已告诉我们，“达达”本身其实就是政治的，亦即其本身就涵有一种抵抗的政治性。如前面所言，与其说“达达”是基于艺术语言的反思，还不如说是对于艺术体制(内嵌于社会、政治体制)的一种抵抗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达达”是对艺术自律性的一种抵抗的话，那么这一抵抗性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政治的“达达”或艺术所抵抗的并非艺术本身，而是艺术自律性所形成或所依寓的一种体制性结构。按照刘纪蕙的说法，不管是何种艺术语言，一旦被习俗化，一旦被集群化，自然会建构起一种视觉政体或视觉伦理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一种支配他者的权力。[6]即便是所谓独立于社会的艺术自律性，本质上亦无法回避这一遭际。想必是受巴枯宁哲学的影响，以“破坏、打倒、否定”为名义的“达达”所针对的恰恰是这一视觉政体或视觉伦理意识形态及其支配性。

问题在于，这一极端化的摧毁或“达达”本身却是虚无的。正如“达达主义”者们所宣称的：

“‘达达’的意思就是无所谓，‘达达’者需要的只是勇往直前的、切实的，且永远不能懂的、逻辑错误的行动，这其中道德永远是罪恶的，而被视为神圣的乃是非人的动作及其觉醒。……”[7]虚无主义印证了他们还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许这样一种抵抗或政治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但此恰恰为开启出新的艺术话语——后现代艺术或观念艺术——而创造了可能。

可见，“达达”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实现了什么或创造了什么。坦言之，其非但没有创造或建构什么，反而摧毁了很多。而是在于，通过颠覆、摧毁、打倒及抵抗开启了什么，且这样一种抵抗并非仅只源自对艺术语言的自觉，而更多是源自对政治及艺术所形成的体制性或政治性的反应和抵制。在这里，艺术与政治已然被一体化了。

不消说，“厦门达达群体”与西方“达达主义”还是不乏共识：抵抗与虚无。但不同于西方的是，“厦门达达群体”所针对的既不是艺术自律性，也不是一战及其背后的政治体制。如果说西方“达达主义”以否定、摧毁、打倒的方式走向虚无的话，“厦门达达群体”既便是虚无的，也是一种有着明确诉求的虚无，即对于自由意志的诉求。殊不知自由意志本身就具有虚无性。这一点，我们从黄永砯早年的阅读和思考便不难得到印证。比如早年他对老子的痴迷，对于“道”和“无”的体悟都无不与此相关。[8]但是，像海德格尔一样，其实老子真正的“无”或“虚无”并非是绝对消极的，相反，它恰恰是一种更为积极的生活姿态，是一种更具深度的介入。只有在“无”中，方可回避被范畴化，实现与事物之本真相照面的可能。因此，这样一种自由意志诉求所针对的既是艺术体制，也是社会、政治体制。不过，对政治本身而言，这实际上也是无效的，倒是开启了重新认知艺术的新视野，且为黄永砯等艺术家后期的观念性创作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史向度上的“达达”也只是一种表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