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罗杰·弗莱与贝尔的形式主义批评，即是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强调的是形式和审美的关系，但也强调了形式的客体特征，所以他们更多抓住的是具体的形式因素，比如色彩、造型、线条，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他们是不反思审美活动本身的，但是到了格林伯格的阶段，审美活动是否牢靠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于是格林伯格把形式纳入了现代主义不断自我批判的传统中，使形式获得了自我批判这样一种历史动力。实际上，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已经包含了形式对审美的批判性，陌生化手法，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陌生化手法的意义是刷新我们的感觉，他把我们从对事物的那种习惯化的、自动化的那种感知状态中还原出来，这是形式与审美的，也即是对主体、对人的意义。这里已经包含了一种先锋和媚俗的辩证法，当形式成为俗套，审美感知也即成为俗套，而新的形式就需要被创造出了，新的审美感觉也会被创造出来。这种辩证法，格林伯格把它法典化了，变成了一种现代主义的内部法则，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内部批判寻找审美的牢靠基础，形式或媒介性，一方面，建立在形式与媒介性之上的审美又构成了一种社会批判。

这就是阿多诺的艺术自律与形式自律的思想，阿多诺把这种自律放到了他的否定性辩证法中，艺术因为自主，形式因为自律才能构成一种社会批判。我摘录了《美学理论》中的几句话：

“被称为形式的东西是所有逻辑性的总和整体，或者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是艺术作品中的连贯性”

“形式概念在艺术与经验生活之间划出一条质性的与对抗性的分界线”

“形式是改变经验存在的法则”

“艺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有赖于一种新的形式美学出现的可能性”

（阿多诺：《美学理论》）

可以看出，阿多诺对“形式”的理解更为包容，因为他从哲学方法论来把握的，所以他不像弗莱那样必须要找到一个所谓形式的因素，这样一种视觉的因素，也不像格林伯格，必须要找到某种媒介基础，阿多诺更多强调的是艺术作品内部的某种连贯性，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这种连贯性，因为“形式概念在艺术与经验生活之间划出一条质性的与对抗性的分界线”，而“形式是改变经验存在的法则”。阿多诺对形式的思考是与艺术终结的问题相关的，“艺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有赖于一种新的形式美学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阿多诺是把形式主义，或者说现代主义推到一个最高的，推到了一个真正哲学层面的人，一个大师，我们就以他的这些概念为基础，来看看语言学转向、图像转向和形式主义的一些内在关系。

语言学转向，刚才沈老师已经说得比较多了，我想再补充一点点。语言学转向包括各个方面，包括哲学层面上的，维也纳小组的语言分析哲学，也有语言学上的，比如索绪尔的语言学，更有文学研究中的，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等等，他们都打开了一个缺口，打开了一个门径，促使了一种新的视域与方法的出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语言学转向，更多面对的是这些基本的概念方法在更广泛的领域中运用，比如说结构主义，它是一个跨学科的时代性的思潮，再比如说符号学，它不仅是哪一个学科所独有的，虽然它最早出现在文学理论中。放在思想史的背景下来看，语言学转向是一个整体的视域的转换，用罗蒂的话说，古代人们关注的是事物，是本体；近代，比如康德，他关注的是心灵，是心灵如何认识事物，能否认识本体，而现代的哲学所关注的是语言。但是罗蒂所说的语言不能理解为狭义上的语言文字，所以我觉得“语言”在这里应该换成别的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即“表征”，语言只是表征方式中的一种，如果站在西方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西方艺术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再现，即表征。表征不仅是指再现某一个对象和客体，也不仅仅是视觉意义上的再现，它经常是生产性的、建构性的，它也是一种意义的传递和组织过程。这里说的就是表征的建构性与社会性，这是后来的文化研究的基本思想，比如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春晚、奥运会、世博会，都是一种表征事件，它表征的——建构的——是一种国家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话语。把语言/表征与话语联系起来，这是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阶段，即话语转向。

虽然现在我们大都是以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为基础，但是他的语言学并不是语言学转向的全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下的皮尔斯的符号学也很重要，甚至现在在图像转向的议题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比较一下索绪尔与皮尔斯的语言模式的差异，索绪尔的语言学的基础是把符号分为能指与所指，符号即是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比如说“杯子”，beizi这个发音是能指，而杯子这个概念是所指，而beizi和杯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索绪尔说这是任意的，这是任意的关系，比如在英语中，杯子的能指是cup，需要强调的是，cup在英语中并不仅仅指的是汉语中的杯子，它们之间并没有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索绪尔的语言学中有一种潜在观念，即语言系统和实在世界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所指/含义只是语言系统内部的能指差异所带来的，所以符号是一种分节，语言学也是一种分节学。总之，整个的语言系统是和所谓的客观真实的世界没有关系的，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型中，实在的世界被视为一种客观对应物，虽然并没有被归入虚无，但是确实被存而不论了。

后来罗兰·巴特把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颠倒过来的，什么意思呢？因为，索绪尔认为他的语言学只是某种普遍符号学的一个部分，但是罗兰·巴特则把符号学视为了语言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把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运用到了社会文化领域中去了，比如时尚、比赛、饮食等等，所以说他把索绪尔颠倒过来了，开创了一种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符号学。这在后来的文化理论中埋藏了一个危险，如果德里达说的是对的话，文本之外别无它物，那么任何我们所谓的艺术也好，文化也好，文学也好，理论学也好，所有的这些文化活动都是无效的，因为这些都只是在文本内部，在玩一种差异的游戏，这会把文化理论所期望的文化政治和真正的政治实践分开。所以，最近伊格尔顿的一本小册子叫《理论之后》，他站在左派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立场来看各自各样的文化理论，认为文化理论所谓的文化政治，实际上是废除了真正意义上的左派政治实践，因为大家都做文化去了，没有人在做政治。

为什么索绪尔语言学有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索绪尔语言学的背景还是新康德主义，康德哲学的基本框架是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他强调了人类认识活动的边界，后来的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传人卡西尔也是在这个框架下思考的，虽然他他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但是他的符号是一种象征形式，他们只是认为人类所有活动，包括科学、历史、宗教和艺术的本质都是一种象征化活动，这里虽然包含了一种实践的人文主义，但是现实如何才能发生实际的变化？ 还是得从主体革命开始，即审美教育、审美解放、艺术自主、形式自律这些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