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共性与个体自由意志

“公民社会”古典的定义，是自由表达和公共讨论的领地。没有公共性，自由就是假的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必然要和公共性接轨，进行价值讨论，政治表征等。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提到四个写作的理由，第一是得到自我存在感，第二是出于美学上的表现，第三是冲动，第四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这些理由具有普遍意义，它既意味着一种当代艺术的发生论的前提，也多少在中坚代实践公共性艺术有所表征。艺术的公共性并不必然就是非个人化，尽管在现代艺术史上，除了19世纪浪漫主义到20世纪中期表现主义比较盛行，“个人表现”不是创作的主要目标，当代艺术强调美学和社会两重批判功能，使艺术走出象牙塔，贴近大众生活，艺术家以天下公义为己任，关心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以特立独行的另类人物为时髦，它或左或右，既分道扬镳，又相互影响，然而艺术的公共性要求前卫艺术家保持自由射手的荣誉，公共性的本质就是隐性、守旧和反作用，因此公共性的远景与政治和商业合法化的投机目标有云泥之别，后者只有“公公性”的工具性阉割，妄图改造历史路线却被历史决定论改造成威权主义的附庸。

然而，当代艺术的个人自由意志表现合法性源于当代性的母体——现代性的精神经验，其渊源来自新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张扬主体性，强调个体精神图式的开新。艺术作品所开显的，首先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经验，其次它包涵不合时宜的保守和反对革命。而对于以个体精神生命的心理世界为表达对象的艺术家而言，其个体的精神经验转化弥足珍贵。具有崇高精神生活之人的精神经验本身是实在的，本身是精神和神圣的显现与发现。精神、精神生命和经验乃至超验意识即显现于发现。精神经验表明，即使对于公共性主题的叙事，也必须基于艺术家的个体精神生命和精神经验乃至超验意识，守护语言，拯救人性，拒绝关于历史的或持续或间断的线性发展的实证主义概念。当代艺术悖谬的逻辑达成的问题是，它一再被所谓“更前卫”的进步主义响鞭驱赶到庸俗社会学的高速公路上，跟随公共汽车后面奔跑，因此成为85新潮美术运动以来的进步主义的一幅漫画。

四、 多元主义愿景与民族主义幻象

“多元”是当代艺术的核心观念，虽然全球化历史进程出现主流艺术趋势，但却不再用统一的标准判断优劣，比如承认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艺术的价值，女性艺术、少数族裔艺术，非发达国家艺术受到重视等等。但这种建构的想象带有与生俱来的问题，现实性的矛盾冲突在于，当代艺术在使用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的策略上，前门祛除了历史决定论、文化专制主义的巨灵，却从后门认领了另一个堂皇的宏大叙事，自缚于一条柔软的思想锁链。

从政治哲学上看，民族主义有其深刻的时代困境。近代科学、社会运动和革命叙事鼓励艺术家对民族、国家的信心，相信民族可以给人带来福音，从而民族与道德价值合二而一。而以民族为标榜的国家就有了一个想象性的既合乎天理，又合乎人性的价值。在国家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化过程为特点的后现代时期，民族主义的国家和民族概念受到了质疑：为了支撑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民族主义制造关于民族的神话，在功能上显示出化妆的宗教式的意识形态。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化组织行为和有目的的政治行为时，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就带有十足的权力性质，其必然为某一种强权或霸权包括为国家权力服务。民族主义诉诸现实的权力，无论这种是国家权力或是某种社会力量，其权力的性质必然会远离人权性质。

因此，根本问题凸显为：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及其制度，是否可以保障人的自由和社会及其文化艺术的发展。问题并非不言而喻，民族主义一旦进入政治操作、与资本主义合谋，就会被当成社会整合和文化艺术整合的工具。当今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包含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即通过产销机构兜售并同化社会文明所许诺的自由。民族一旦分解为社会集团、阶级、阶层、个体，就不存在民族主义名义下自然的利益和谐。当民族主义成为制度，通过现代技术，就可以有效操控人的思想和身体，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所以，民族主义不仅不能保障个人和艺术当代性的自由发展，更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灵药。其社会粘合力尽管有效却短暂，其情结炽热却具有难以克服的虚幻性质。历史提出的警示是，价值取向决定了民族主义的命运，只有当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诸如理性、和平、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民族与民族作为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才可以促进发展，这也是艺术当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多元标准是文化流变中的期待视野，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只能考察的往往是过去的一个有限方面，更何况一种文化的门类历史-艺术史，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对历史本体的反复阐释、试错阐释，重视阐释的多样性。

五、艺术当代性的精神信仰建构

今天中国社会精神信仰的普遍贫困，无非是近一百年历史的一枚畸形倒挂的恶果。正是这个古老、沉重、曾经辉煌而现在正艰难、痛苦、痉挛转型的文化——一个堪称史诗性的、几乎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深刻过程。它的独特和囚徒困境一样，在于没有任何路标(任何现成的理论)，从执政党到民间思想者，完全得凭自己一步步摸索出道路。作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家，血管里必须充溢涌流这个浓度的血液。没有贫乏的现实，只有贫乏的精神信仰及其艺术，而要拒绝贫乏，首先要拒绝历史决定论的贫乏，追求真的深度。用不着去窥探“中国的”当代人心，艺术家自己就该在精神信仰中更新生命，承接造物主安放的一颗当代人心。对自己的追问，应当能够通向人性的彻底、共同的困境直至神性的启示。

当代性要成为艺术价值判断的标准，其前提是形式之新，其目标是真实性之深，真实性的隐奥空间在于真理的澄明，缘此之故当代性与先知传统、圣徒使命的关系既秘响旁通、又垂直启悟。艺术的当代性必须层层“趟进”地下。向下，走到黄土下，让那儿的泥沙、暗河、岩浆，构成我们呼吸的纵深。它们的沉重赋予当代性份量，更赋予当代性能量。向上，和神性联结，神性不是宗教对现实的征伐，不是吃教者、假行僧的自命清高，神性赐予个体生命以活力和精神信仰的内驱力。艺术本体诉诸神性，意味着体验物自体的光辉，体验“太初有言”的天地直到你闭上嘴，一切方法论不再企图告诉艺术该怎样，而艺术借由神性开始对我们说话，直到以启悟的、分裂的实践解构“中国模式”或“中国性”。转型中国的精神信仰和基本价值的重构已然迫在眉睫，没有精神信仰和基本价值的重构，国人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永远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一个人的路走到了尽头，一个国家的路走到了尽头，才是跟随上帝的路的开启，如圣经所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70-80后一代人，并没有文革时代的痛彻体验，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意识形态缺乏狂热，看上去似乎免疫于各路意识形态话语，但是却在1990年代不经意地成为1980年代启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遗少”，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等等，成为最初的思想资源。但是正当他们沿着启蒙大道一路高歌猛进时，那些“思想前辈”们却各自东西，在自由主义、新左派这样的堂皇路标下，儒家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中国模式的狂妄自义等各种意识形态此起彼伏，目不暇接，启蒙的形象几近一地鸡毛，对于这一文化代群而言，到底坚守什么、批判什么，反而构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是与曾经的“前辈”各自随流而动，见机而作，还是在意识形态危机下重新寻回自己的判断与主体性，构成了其精神负担，构成了这一代年轻艺术家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方面他们可以根据利益来选择与资源控制者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在已经开放出的部分社会空间里向如此体制进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