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时代的反叛者——人本主义在科学昌明时代出现了大转变，从维护人的自然本性转向捍卫人的历史主体，甚至走向一个没有中心的极端，如反对一切权威性的中心论或统一论，把科学的本质主义视为一种不健全的工具手段，并借用科学的弱点来批判科学的优点，特别是当科学不再讨论世界第一性的本体论问题，成为艺术与哲学纠缠不休的对象，性质与现象的模糊是语言永远无法克服的，也是确立经验即存在的人本多元论的合法依据。否定科学的唯一权威性，建构差异与包容的多样个体世界，成为后现代艺术与哲学的主要事业。      

上帝手中的骰子，它事关人的命运及一切不确定可能性。人生成就是宿命论者，同时又是固执的反宿命论者，如用抓阄来验证了上帝掷出的骰子。人的奇特心在于他们都渴望接近真理，并试图掌握真理。随着现代科学对客观世界所掌握的不断深入，人类对自身局限性的常识认知，几乎接近了“虚无即真理”的宿命状态。随着工具理性与科学知识的提升发展，自我依存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准则，社会互相依存也极度功利化，终极化的超验依存已是式微。艺术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它必须挑战既定权威的主导思想，从现代文明体系上建构更多的可能性。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向客观世界寻求更多的可确定性知识，而是从人的自身立场寻找观念的转化突破。

实证主义语言学转向，把一切存在问题现象归结为人的自身局限。自然物理学的时间可逆论与人文哲学的历史中心论，两者之间的冲突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它们不再限于神性本体论，但人的历史纬度与自然的时间纬度是无法同一的。或者说，艺术家和哲学家关切科学的动机目的，认为它才是人本的存在中心。海德格尔的反科学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如同尼采断言那样：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后现代哲学及其解构理论对现代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人不能代表经验之外的真理、客观和实事。在人类试图确定一切，包括本体论的思考探索，无非企图打破人自身的局限性。     

当代人文思潮一致要求回到人的自身个体，排斥现代主义的“整体”的权威中心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唯一性、多元性。由于工业文明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剥夺人的独立主体性，因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辑中心主义的哲学传统导致个体情感与社会经验的日益单一僵化。与此同时，在批判与解构现代主义的主体思想之外，后现代思潮同样在创建了新的理想目标，那就是在反对方形而上学传统体系下，颠覆了等级、结构、中心、权威，突出了“不确定性”无边无限的意义，同时将非基础、非本质、碎片化、反理性、多元性推向一种绝对化的“神圣”地位，最终转向一种反形而上学的新形而上学。这一切相对于过去历史似乎有所进步，但仍旧无法把握一个明确而光明的未来前景。在非中心化的多元主义泛滥下，任何存在只有异质化便是一种合法，它显然基于保持生态平衡关系，而无法解决内在矛盾冲突。事实上，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兴趣就是要一步到位或一劳永逸，这就导致后现代思潮的手段与目的的分裂矛盾。事实表明，它在实践理论上还是有建设性，即在没有找到一个完全把握的绝对真理，对于各种走向真理的各种可能经验途径不进行选择性封堵，反而强调多样丰富性高于绝对正确统一性。因此在绝对正确的唯一“真理”没有出现之前，多样丰富性就避免犯下极端的绝对错误而出现灭顶之灾；现代技术已到达了彻底毁灭的可能后果，稍有丧失将酿成不可挽救的灾难，这是在工业文明之前所不会出现的情况。    

人类从过去的“听天（神）由命”的超验依存，日益走向到自我依存，即在正确与错误的两极化做选择，它的极点表现为孤注一掷的存亡选择，特别科学理性的权威工具，一方面提高了选择相对正确性的几率，另一方面也可能酿成永远性的错误。至少现代化发展过程已证实了它的风险以及代价。之所以，怀疑科学权威与反对逻辑中心成为当代人文思潮的基本立场，在生物转基因和克隆人技术领域，人们已无法预知它带来的后果，只能以前所未有的保守态度，因（在）“不确定性”不再敢拿人类全体命运狂赌一把。这不等于人类不赌博了，只是不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里而已，细水长流的小输赢还是不间断的。可见，后现代人文思潮是时代的即时雨，但它限于理论主张不代表永远的绝对正确，正如长雨不止必成洪涝，需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洽中调整。 

一、不确定性的人本中心

首先，不确定性是一种认知现象，在自然界并不存在所谓的“不确定性”，也是人无法完全驯化的客在对象。物理科学的不确定性是指检测手段的不准确（Uncertainty principle）。不确定性成为一个不可穷尽的思问，它反映人类本身的局限性，也是一个非本质的形而上学命题。当不确定性可以被证明是确在的，逻辑上意味着不确定性是完全可以被彻底把握的。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就把宇宙看作静态的机械模型，所有星系在静止空间中，它们的运行依赖一种能量，这便是“上帝”提供的能量。维特根斯坦把牛顿的这个“上帝”作为语言的公设对象，因为人类只能依赖语言与图象去描述符合真实的存在世界，结果导致不断描述的描述的描述……，即维特根斯坦认为的“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1]。因此，他提出著名的“凡是不能说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实证主义的科学态度显然不符合人本的历史纬度，人对“上帝”公设，重要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的不足，“不确定性”与“上帝”在语义上是同一所指。言说的描述不仅是所指对象，恰在言说者之间产生自需作用。智力的发育与历史的塑造均在语言交往中生效，神话无疑建构了历史文明的激情动力。除了自然或上帝之外，自我依存、互相依存与超验依存是人的历史本质。自我塑造的自反动力在于人类处于宇宙中的孤独状态。从哲学追问到日常行为，相对的确定性来自对不确定性的经验把握。人类力图把握自身命运的强大欲望是不可抗拒的，反宿命论必定是宿命论者寻求命运转机的突破口。客观世界是现成而恒变的，不存在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即便规律可循，关键在于人本身是个有限的生命体，不论认知能力达到何种程度，通过自身经验与实践要彻底把握不确定性是不可能的，除非人是上帝或宇宙（的）本身。即便如此，它仍然不妨碍人类对不确定性的驯化欲望，贼心不死地窥探上帝手中的骰子。

关于不确定性的讨论，它又反映了人类赤裸裸的意欲动机，同时很好解释了人类文明工具以及语言功用目的。首先，不确定性对客观对象本身是（丝）毫无意义的，也是人无法企及的终点，只反映了人的意识存在的人本实义。这一点，科学家与神学家是毫无区别的，尽管科学家以极为中性、客观的立场去描述它研究的对象，但它毕竟还是人的主观行为，而非客在对象的本身；如神学家始终作为神的代言人一样，目的在于确立自身的道德合法性和绝对权威性。阐释真理与诠释上帝代表了一种权威，它显然基于人自身的社会历史纬度，诠释者必须排除诠释招致的权威怀疑，这种道德游戏早在原始时代也形成文明规则。可见，遮蔽动机目的是确立合法性、权威性、纯粹性的重要仪式。

“不确定性”置于中国本土的传统语义是“天道”和“天机”，天道转化为社会纬度是人道秩序，它的先决性就不容怀疑，并搀入了人类的经验成份，如抓阄卜卦这种验证天机的巫术手段，实质上是人试图把握不确定性的命运仪式，目的在与可确定性，并成为一种权力驯化的“公道”秩序。“天机”是中国古代占星术中的“不确定性”概念，对它的欲望动机也表现出一种道德集会，窥探天机自然被认为是一种触犯神灵的冒失举动，因此占星家、算命者充满了职业忌讳和宿命诅咒，如“道破天机必遭天谴”与“风水先生自家无风水”，这些宿命诅咒在反映了“不确定性”的存在本质仍是人的局限。现代科学与经济学对不确定性的驯化热情，如同赌徒试图控制骰子的欲望一样。然而，一个真正的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者，自然不会对上帝将掷出什么骰子发生任何兴趣。巫师与科学家力求把握“不确定性”，它在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的功利本能和矛盾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