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自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到1949年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就是近70年的主流艺术观从社会思潮演变为政治附庸的历史。如果说30年代左翼美术家联盟提出新兴美术运动“决不是单纯的一般的文化运动,而是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问题”,“必须立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彻底支配阶级和阶级所御用的美术斗争”(许幸之) [32],还只是一种自发的左倾幼稚情绪的产物,到了延安时期的“绘画下乡”、“绘画入伍”、“文化下乡”等口号的提出,艺术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机器中的组成部件了。
如同“五四”时期真正对艺术变革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家一样,4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对文艺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家,而毛泽东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毛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思想家的文艺观,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本影响了中国大陆50多年的著作里,把近代思想家的入世和通俗的艺术观具体化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喜闻乐见”两条基本规则。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基石是列宁的“党的文艺工作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观点,结合中国具体实践的发挥,并吸收了俄国民主革命派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即美”的观点而成。这是1949年后,除了政治体制上与前苏联相同的原因外,中国接受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观的重要原因。
现实主义本来是西方艺术中的一个艺术流派,但中国的接受现实主义,实际上是经过俄罗斯民主革命者的理论改造,以及俄罗斯19世纪巡回展览画派的实践的产物。俄国的这个批判现实主义,出于当时为推翻沙皇的革命需要,在再现现实生活这个基本准则中,强调了反映现实中的主观能动因素。待发展到苏维埃时期,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了修饰的冠词“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加了冠词“批判”的旧现实主义。此后,现实的真实性便在冠词的能动因素的“合理”掩饰下,成了任政治需要而打扮的“姑娘”。功利主义成了冠词“社会主义”的代名词。50年代中国接受的就是这样的现实主义,不过它在中国的发展特色只是把冠词改成了“革命”,以及政治需要不同而已。
当然,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管加上多少修饰词,它的基本内涵——即生活的本来样式,反映现实和反省现实,是个不变的因素。因此,艺术家在创作中,属于个人才能的因素如对现实的敏感程度、真诚程度、形而上的反省能力;属于社会客观条件,如政治的宽松等,都会使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政治功利的束缚。这也是自延安时期,50~60年代,乃至“文化大革命”中,也产生过一些好的作品的原因。但功利的艺术观作为主流艺术现象,并未发生变化。
林毓生在《中国意识危机》中谈到毛泽东时说:“毛泽东在他公开的论述中没有经常强调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以整体观和全盘性反传统的形式借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五四’时期的综合表现,就毛泽东而言,这是他不能超越中国传统文化解体后遗留的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力量。”[33]即毛泽东以艺术作为政治工具的艺术观,也深深地受缚于传统文化中的文化——道德和社会——政治秩序密切结合的思想模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找到了“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和毛泽东之间的艺术思想的逻辑线索,同时也找到了与遁世的艺术精神相对应的儒家的“文以载道”、“成教化、助人伦”的艺术及“五四”时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线索。不过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它才发展到高峰,同时走到它的反面。作为反叛,是1979年后至今的一系列艺术观的变异。
但针对宋以后中国艺术中逐渐失去的入世精神而言,毛泽东作为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伟大英雄,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捕捉到了中国艺术中最缺乏也最需要的精神——现实感。这是我们今日的艺术在反叛功利主义的同时所必须清醒的。我们不能因为反叛功利主义而走进象牙之塔,中国艺术必须走出入世与出世的循环怪圈,在更高层次上把握入世精神。
(1989年3月完稿,原载《朵云》1990年第3期,结集时个别部分作了补充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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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4][6][8][9][12][13][14]198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美术论集》第4辑。
[3]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38《美术与科学》。
[7]198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美术论集》第4辑。徐悲鸿作为近代写实主义潮流的重要代表,称自己早年对康有为执弟子礼于门下(见1930年《良友》杂志载《悲鸿自述》)。徐悲鸿到法国选择学习写实主义,乃至后来坚持把写实主义推作中国艺术的主流,与早年受康有为的影响不无关系。
[10]1934年《美术杂志》第1期黄宾虹文。
[11]人民美术出版社图书馆藏《文人画的复兴》、《文人画之价值》两文合刊为一书,(中华书局版)版权页有“民国11年5月发行,民国30年3月8版”的字样,自1922~1941年的19年中竞有8版之多,但文人画也没有得到复兴。
[15][16][17][18][20]1929年《美展特刊》;198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版《油画艺术的春天》中朱伯雄、陈瑞林《回顾中国早期油画运动的风格流派之争》;1983年2月号《美术史论》水天中文《中国油画论争回顾》。
[19]1934年《美术杂志》第3期高沫文。
[21][33]198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版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
[22]朱光潜文见《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二卷P.168。
[23]林风眠《致全国艺术界书》。
[24]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25]198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版《国外鲁迅研究资料丛书》竹内好(日本)《鲁迅》。
[26]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之关系》。
[27]《鲁迅全集》第1卷《摩罗诗力说》。
[28]1935年6月19日鲁迅给李桦的信。
[29]1936年2月4日鲁迅给李桦的信。
[30]1934年6月2日鲁迅给郑振铎的信(书信均引自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书信集》)。
[31]1981年第4期《艺术世界》载李桦《想起了老渔夫》。
[32]许幸之《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