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泽厚继《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如何从马克思回到康德而诉诸于个体的建构——之后，在《历史本体论》中又通过从海德格尔回到黑格尔，重构了整体与个体的关系，进一步诉诸于人之为人的问题，提出了历史之本体乃“度”的艺术。基于这一视角，当代艺术史不仅内涵当代艺术的本体论问题，亦包括历史本体论的问题，但最终还得回到当代艺术史的本体论问题。通过分析和解释，三者都根植于“人生”及其“度”的问题。因而，与其说是中国当代艺术，毋宁说是当代艺术在中国；与其重构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毋宁以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面向他者”超越这一二元模式；如果说当代艺术和历史都无法回避语言为本的话，那么当代艺术史的人生之本则是本体的本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代艺术史已成为文化与政治多维变奏的表征。窃以为，当代艺术史的写作也须在反思与重构“元史学”的同时，回到“元史学”的层面。

[关键词] “历史本体论”；当代艺术在中国；“面向他者”；“元史学”

引论  重读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及其意义

丁耘在《启蒙主体性与三十年思想史——以李泽厚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思想演变有四个转折点，即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Leo Strauss）。[1]三十年后，当我们重新阅读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时，不难发现当年他试图从马克思回到康德这一诉求，迄今依然不乏现实洞见。世纪之交，在《历史本体论》（包括《己卯五说》）中，他又提出如何从海德格尔回到黑格尔[2]，告诉我们如何深度认识并不断重构“大我”与“小我”或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3]。而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更具先见之明。

对于“历史本体论”（原称“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或“人类学本体论”），李泽厚的概括是：“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4]以下将对这一概括作一简单分梳。

不消说，理性及理性主义从柏拉图到笛卡儿，直至康德、黑格尔已臻巅峰。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尼采、海德格尔及福柯的反理性主义亦随之渐次展开。不过，任反理性主义者怎么质疑、批判和颠覆，其还是在理性主义的范畴之内。问题是，理性又源自何处呢？哈耶克（Hayek）认为，理性产生于历史，历史是理性之母，how产生what。此亦即李泽厚所谓的“历史建理性”或“实用理性”，其显然“重视的是功能（function），而非实体（substance），也不把理性悬之过高，作为主宰”。[5]因此，这里的“实用理性”既非反理性主义，亦非理性主义，换言之，其既涵有理性主义，亦涵有反理性主义。它不是对理性的颠覆，而是重构。

在康德的眼里，“理性”无疑是先验的，与经验性的幸福无关。这一“绝对律令”亦即中国宋明理学中的“天理”（朱熹）或“良知”（王阳明）。[6]然而，李泽厚对这一被其命名为“宗教性道德”的“绝对主义伦理学”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这还需要经验性的情感、信仰、爱敬、畏惧即他所谓的“社会性道德”来支持和实现。况且，“宗教性道德”本来就源于“社会性道德”，即所谓的先验本源于经验或经验变先验，如刘师培所说的，“上古之时，礼（‘宗教性道德’）源于俗（‘社会性道德’）。”[7]

进而他提出，“人”才是中心，心理才是本体。他以海德格尔的Being及其神秘的物质（现实）性为切入点，寻得这一所谓的人生意义即这一“本真本己”，事实上是将绝对自我的追求注入到了原始物质冲力中，最终沦为一个空洞。而此人生“情”况正是本体。[8]

可见，“历史本体论”提出了两个本体，一是源自马克思的“工具本体”，另是源自海德格尔的“心理本体”。结合中国传统，前者得出“实用理性”，后者得出“乐感文化”。二者以历史为本，统一于人类历史的本体。也就是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并非是二分的，而是一体的。不仅如此，作者反思仅只从马克思回到康德是不够的，探得海德格尔及其意义也是不够的，现实还需进一步从海德格尔回到黑格尔，即从心理——而非政治、道德——维度上回到历史、回到关系。当然，这并非是舍弃海德格尔，相反是以其为前提。[9]归根结底，李泽厚认为“历史本体论”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之间，……中庸才是正道，才是本体。

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工具。”[10]无论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还是《历史本体论》，其实处理的是同一个问题，即什么是人或人之为人的问题。因此，历史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当代艺术也是，当代艺术史尤然。“历史本体论”的意义在此，李泽厚的意义想必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