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近百年来，特别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美术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继承与创新的发展张力中，中国美术不断向现代形态转化。这期间涌现了一大批切合历史脉动、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需要、引领审美风尚的优秀美术家和美术作品。

近30年来，大改革大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随着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美术观念、美术创作方式、美术工作者队伍的构成和美术事业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美术的生产、服务、传播、消费形式日益多样化。在改革开放的宽松社会环境中，影响美术事业整体走势的宏观认识视野大大扩展，对待民族美术和外来美术（尤其是西方现代美术）的社会心理越来越理性；美术工作者的探索热情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力求创新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越来越稳健；美学观念的表达和审美个性的发挥呈现高度自由，美术领域的价值追求和风格形式越来越多样；国内国际的美术交流活动频繁进行，中国美术家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与此同时，展览和评选制度的改革，市场流通和收藏机制的培育，美术教育规模和学科专业的拓展，美术公共设施的广泛建设，也是当代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的广泛表现。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美术事业的成就是巨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国力强盛以及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我国美术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新世纪新阶段，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美术事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美术事业的全面发展和繁荣，需要切合“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这一国家文化工作主题，为提升国家（ruan）实力而作充分融入国家发展洪流的宏观发展战略规划。“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ruan）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个重大现实课题也就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美术发展所要考虑的战略目标。

二、战略视野中值得注意的思想和实践倾向

针对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美术发展的战略目标，审视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现状，显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所显示的一些思想和实践倾向问题，值得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去中心” 倾向

所谓“去中心”，即拒绝和悖逆国家意识形态及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一种思想和实践倾向。

这种倾向的思想和实践，以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判若鸿沟的“思想版图”或“价值区划”，将但凡主张艺术体现国家、民族、社会、民众和集体利益诉求的思想言论及其言论者皆归为“体制内”，讥之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的应声虫、文化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以及僵化的保守主义、虚伪的道德主义等等；反过来，无论言论者是否享受着国家体制和公民身份的有形无形的好处，这种批评话语都乐于把自我搁置到“体制外”，并向“中心”叫板，对“权力”发难，颇有一点“红卫兵情结”和“造反派作风”。它们以外之于“体制”为所谓批评的独立性，异口同声地指责“文以载道” ，指责“社会责任”，指责“道德规范”，指责“艺术标准”，指责“宏大叙事”，如出一辙地希望社会文化空间“空心化”，以成毫无负担、了无准则、不求整合的“旷地”、“空场”，任由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撒野狂欢。

“去中心”倾向在美术领域有广泛的影响和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扬个人经验，以排斥正面描绘和主题性创作摆脱社会责任担待的思想和实践倾向，一方面促进了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一方面也消解着人们的社会意识和共同价值准则，从而造成观念和价值的“多元化”势头。在当代艺术创作上，它不仅冲击着原先的主流形态，同时也在形成一种“空心化”的“主流”，即一种在精神价值的表征和蕴涵方面，几无主导性、倾向性、延续性和统一性可言的“潮流”。 “去中心”倾向也表明我们所提倡的“主旋律”概念缺乏实质性的内涵，不像以往的艺术价值倡导有着一个完整、严密、逻辑的文艺理论体系。

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和风格的流行，也是“去中心”倾向的一种表现。时下的创作往往热衷于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一味追求事物的外在真实，而忽视对生活现象作合乎社会理想和主流价值取向的分析、概括和判断，以致把个别等同一般，把偶然视为必然，把瞬间当作恒常。看重一己之私的创作，给人以顾影自怜、无病呻吟之感。相比之下，着重突出社会意识和主流价值取向的主题性创作显得门庭冷落。从风格学角度来看，当下艺术创作的面貌显得绮靡孱弱有余而端直骏爽不够，缺乏刚健正大的美学因素，缺乏从精神内涵到语言形式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力作。

“去中心”倾向也表现为管理机制的松懈和紊乱。如今，政府对美术事业的管理缺乏明确的职能分工，各部门都把主办美术活动作为利益的来源，以致客观上造成多头管理的混乱。以政府名义操办的展览、遴选、评比和奖励活动如今频频不断，却多从经济利益或广告效应角度考虑，从而出现活动泛滥、原则丧失、权威瓦解、视听混乱的局面。

2、“去文化” 倾向

所谓“去文化”，即思想和实践所显示的一种鄙视和抛弃人类在文明化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体现人性本质的文化活动方式和人文讲究的倾向。

这种倾向的思想和实践，以“身体化”、“行为化”、“视觉化”、“材料化”、“工具化”大力张扬人的动物性和人文生活的物质性，否定对本能冲动的文化抑制和对本能目标的文化调节，否定以文化方式和社会途径宣泄本能、满足欲望的审美的艺术；大肆强调反美学、非美学性质的“审丑”，把夸显兽性、野性、痞性、劣根性的“去蔽”、“自虐”、“反常”、“涂鸦”阐释为“人性解放”、“人权尊重”，阐释为诉诸“艺术创新”的所谓“文化重建”。同时，它们也把以社会共识为基础、体现人类文明历史积累和文化发展规律的中外传统艺术语汇、法度、体裁、程式和技艺等，恶之为禁锢创造力和个性的樊篱，竭力拆除区分开化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儒雅与粗鄙状态，体现人类文明创造水平高度和深度的精致“文化之墙”，并自以为是、自鸣得意。

当今美术界存在的“反技术”创作倾向，是“去文化”的一种普遍表现。这种创作倾向往往通过看似缺乏专业技术训练或技术驾驭能力低下的样子，来显示一种藐视或否弃既有技术要求或规范的创作姿度，并以那些实在有失“专业水准”的花样文章作为炫耀，奉之为“个性追求”、“先锋实验”、“形式独创”或“风格特色”等等。这种以“低技术含量”为共同表征的创作倾向中虽不乏真诚的探索和尝试，但更有故弄玄虚、自诩前卫、标榜创新、吸引眼球、制造商标的刻意之心，以及借调侃作秀、胡作非为的“反姿”哗众取宠的营销之图。与此同时，一些不明就里者以为这就是时代潮流而加以追随和模仿，一些缺乏专业技术训练者或艺术功底真是欠佳者则也乐得滥竽充数、混迹艺坛。毋庸讳言，无视必要限制、强调绝对自由的这种“反技术化”，是时下美术创作紊乱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也表明艺术价值体系建设的不力。

3、“去中国”倾向

所谓“去中国”，即无视和否定“全球化”语境中维护民族艺术生态及话语权对于整体国家利益和长远民族利益维护的战略意义和正当性的一种思想和实践倾向。

这种倾向的思想和实践，把西方艺术理论中所体现、所主张的价值尊奉为适用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普遍真理，不加咀嚼地将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框架套用于中国，将西方美术经验普遍化、人类化、中心化，却将中国美术特殊化、民族化、边缘化。这种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和知识框架过滤的思想和实践倾向，每每称颂美欧现代艺术实践的“普世性”和“先进性”，俯首承认其引领世界艺术潮流的中心地位和权威价值，大肆赞扬和追捧那些在观念意识和价值取向上符合或迎合西方利益诉求及文化战略的风格和类型，扬之为“世界主义”和代表艺术前进方向的各种“后”主义；反过来则极力贬损坚持中国文化立场、体现中国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抑之为“民族主义”和阻碍文化发展的“保守势力”。这种艺术观念或理论话语不仅本身构成西方知识的“消费市场”，也在客观上帮助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实现对中国本土的纵深性渗透。

受这种思想和实践倾向的影响，美术家对民族文化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对传统艺术精神和历史经验知之甚少且不屑一顾。加之现实中有形形色色的干扰因素，中华美术文脉难以得到充分的维护，文化传承出现“意义真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雕塑和建筑艺术等许多中国民族美术面临失传或消亡的危险。国画艺术局面看似繁荣，但在文化建设的整体格局中，却还没有把它作为民族文化表率来加以特别的重视和推崇。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去中国”思想和实践倾向，使得国画与民族文化的生态关系已受到很大程度的干扰和破坏。

受“去中国”思想和实践倾向的影响，加上有外国势力的暗中操纵或直接鼓励，当代美术创作多热衷于把落后、奴性、愚昧、呆傻、麻木、懦弱、粗鲁、怪异等消极人格因素解读、认定为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用这样一些脱离历史、人为臆造的概念化的符号形式来表现所谓中国文明的“本质”或“状态”，以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立场和利益诉求，从而造成对中华民族形象和中国国家形象的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