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树表率，打造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美术品牌

“入世”以来，西方强势文化传播对中国文化及艺术产业构成进一步的挑战。我们的弱势表现在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领军人物，缺乏自主打造的、代表民族精神和利益的“文化英雄”，缺乏带动中国文化产业链的“国际艺术大师”、“世界艺术品牌”。一个没有“英雄”的“文化军团”，不可能能赢得文化竞争的优势。中国本不缺建树艺术形象和文化英雄的素材，只是在新的国际文化交往格局中，这些素材未曾得到国家伟力的“典型化”打造。在展开面向世界的国家文化战略方面，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还多有不足，譬如，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本土艺术资源还缺乏足够的自觉、自尊和自信；我们的文化运作系统还欠缺树立中国艺术表率的意识、魄力和手段；我们的艺术产业还没有在产业链上游自主打造“国产引擎”的耐心、智慧和远见；我们的艺术交流和文化贸易实践还未能把重点适时地由“引进”转向“输出”；我们的国民还不像欧洲人民那样尊重、信赖并热爱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本土艺术；而我们的艺术英才在文化意识、社会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方面也还缺乏担纲表率的更高自我要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中国美术发展战略中，我们应集结本土文化资源和国家社会力量主动出击，在文化形态结构的高端和文化功能链、文化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建树真正代表民族精神和利益的艺术表率或文化英雄，切实打造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美术品牌。

我们既要有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激发民族文化活力的宏图大略，又要有传播民族文化精神、树立民族文化英雄、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切实手段；既要将在手的民族文化资源转换成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产业形态，又要凭借现代技术和机制使民族文化泉源得到切实有效的呵护。

3、进军数字化艺术高地

在信息时代，数字化艺术是与科技进步关系最为密切的新艺术形态，其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巨大传播力、影响力，对中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战略利益，应该作为中国美术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数字化艺术用数字代替录音机、摄像机来制造音响和图像，它结合人机交互技术设备所构成的“虚拟现实”技术可以生成比影视传媒更加逼真的虚拟效果，在交互作用中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反应。它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瞬息万里地传播信息，拓开一片疆域无边、互动开放、变幻不定的审美时空。境像的虚拟性、交流的互动性、感知的沉浸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使数字化艺术焕发出无穷的美学魅力和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出于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的文化战略追求，我们应该奋力向数字化艺术高地进军。在眼下的中国，数字化艺术任重道远。业已参与商业运作的网络游戏、电脑动画、数码影视与音乐等都只能算是数字化艺术的初步实践，蜗居象牙塔的“影像艺术”实验还未能领悟数字化技术的革命性并创造性地发挥其审美功效。刚刚起步的中国数字化艺术实践一方面需要努力创造自主的强势技术平台，一方面又需要预先明确自己的宏观价值取向。后者往往更容易被数字化技术的“全球化”迷彩所蔽障，从而使我们的数字化艺术实践丧失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为此，我们应该在进军数字化艺术高地伊始，就认真研究、全面把握技术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关系，赋予数字化艺术的原创构建以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合理预设。

4、倡导以“人际和谐”和“中国生活方式”为目标的设计艺术

设计艺术事关国计民生，是具有极大战略利益的艺术形态，应该倡导以“人际和谐”和“中国生活方式”为目标的设计艺术，并把它作为中国美术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整体情况而言，即缺乏高远的战略意识又缺乏务实的具体实践，是中国现代设计的最大问题。中国现代设计实践讲究人体工学模数，注重产品的舒适性，而忽视社会广度的人文工学规划，很少考虑“人际和谐”，譬如环境设计、汽车设计；现代设计崇尚自我，张扬特立独行的个性，却忽视社会人格的养成，很少考虑“人性造就”，譬如时装设计、家具设计；现代设计注重市场效应，强调纵欲的消费刺激，但忽视道德风尚的维护，很少考虑“人文健康”，譬如包装设计、广告设计……伦理意识淡薄的设计艺术，难免会成为商业主义的附庸，以无谓的创新为不顾子孙后代的浪费型消费推波助澜。今天，面对眼花缭乱、人车争道的城市环境，面对炫耀挥霍、矫饰浮夸的社会风气，中国现代设计实践必须重视设计伦理，追求西方现代设计尚未意识的“人际和谐”价值目标。

我们的设计观念、设计教育和设计实践，往往把设计的艺术性质强调到不适当的甚至绝对化的程度，以致许多从业者始终不明白自己的职业使命和职能要求；譬如我们的设计实践和设计评价，往往把设计形式的个性和风格推崇到超越一切的地步，以致个人的价值——包括张扬自我、实现己欲——在设计活动中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目标；譬如我们的设计眼界和设计选择，往往一味关注和汲取国际设计经验中的“艺术趣味”，以致忽视或无视这些经验的现实语境及其与生活需要的关系。针对“中国生活方式”进行设计，不仅有关怀民生的积极现实意义，更有维护民族产业和国家战略利益的深远价值。着意培养切合生活方式的设计意识和设计能力，大力展开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实用的设计实践和设计探索，是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向“创造大国”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功课，具有忽视不得的战略意义。

5、激活民俗，保护民间美术的生态环境

民间美术是民众自发进行的、具有最广大群众基础的通俗艺术，也是支持专业艺术创作或雅化艺术形态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和人文资源。对中国社会而言，民间美术还是一种超越一般专业艺术及其纯粹审美功能，而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广泛价值的特殊艺术形态。存形并交融于祭祀、祝祷、纪念、祈禳、敬仰、迎送等民俗活动的民间美术，体现着广大民众的思想、情感和意愿，担负着积极而丰富的社会功能，以至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地显示和发挥了艺术的社会学价值。民间美术生于民间，属于民众。比照传统民间美术与社会生活的这种“鱼水之亲”，应该把保护民间美术的生态环境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工作体系，相应的保护工作应该倚重民间智慧和民众力量，以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上的积极调整来激活民俗，还民间美术以汪洋活水，让广大民众自发创造和发展真正属于他们艺术。

活泼热情、刚健明朗、清新朴素的民间美术，素来是中国古典美术蓬勃发展的母体和生态环境。中国当代美术的健康推进，要以艺术社会学价值的积极担待和充分彰显为衡量，也就是说，健康推进的中国当代美术势必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构成积极的贡献。在这方面，中国民间美术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经验，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并有一直延续的鲜活实践形态。因此，应该把活态保护民间美术、维护其生态环境和发展当代美术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将其作为中国美术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6、扶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的理论研究和美术教育

基础理论研究是建设核心美术价值观关键环节，美术教育则是培育和传播核心美术价值观的主要途径。

解决前述问题或开展相关实践，自然离不开理论的支持。指望建功立业的理论研究，须有坚定明确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准则，须体现认知与判断的鲜明倾向性。时下，并不缺乏理论研究，缺乏的是立足中华文化立场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包括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现实和宏观发展目标都在发生明显而深刻的变化。面对“全球化”和“多元化”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干扰，寻求个体和社会、历史和未来、自由和责任在当代条件下的联结以至统一，重铸理论的共同基础，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我们的美术理论研究有必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战略调整，需要形成与中国文化话语权日益增进之趋势相适应的状态和格局，需要形成有利于找准中国美术发展方位的全球眼光和宽阔的世界美术架构，需要形成有利于创造民族文化新辉煌、增强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的独立学术立场和自主价值判断。中国学者应该立足于中华文化立场，自信而坚定地表达中国人的审美见解和审美情感；在包括创作、批评以及历史和理论研究在内的整个艺术领域，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笼罩，扭转“西方学术殖民”的格局，全面确立基于中华文化和社会生活基础的基本概念和思想体系，把握一整套独立自主的语汇、方式和命题，最终将美术价值的阐释和核心价值的追求落实到中国人生关怀和国家民族利益维护的基点上。

教育是文化延续的重要途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美术教育问题终究要提升到保持和发展民族美术这个战略高度来对待。百年文化激荡中的国画教学、书法教学、传统工艺美术教学一如这些本土美术形态本身，始终处在惊涛拍岸的前沿，备受西学潮流的冲击。若不接受百般批评和改造，这些本土美术形态无法厕身西方教学模式所主导的现代学院。可是，目前的学院式教育是否适合国画、书法、传统工艺美术的薪火承传，是否能够保持中华文化精神和学理品格的延续，依然是未了的大问题。在课堂里学国画、学手艺尽管像穿洋装唱京剧一般有些别扭，还只是形式的问题，但由石膏像、透视学、解剖学之类的西学方式去求中国画学画理和工艺匠心，去问中国人文之道，则是缘木求鱼，歧谬乃大。在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目标下，当代美术教育应该针对中华文化的特性和规律，针对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和审美精神，针对中国艺术的学理认识和技艺法度要求，进行教育制度创新、教学理念创新和课程设置创新，彻底改变西学方式一统美术教育的局面，将长期被排斥和否弃的中国传统美术教育方式和技艺传授方式重新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7、用市场方式实施国家对美术事业的宏观把握

我们应该注意这个事实，即目前主推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走向的力量主要来自西方，其着力点不言而喻地会切合西方投资者的利益要求及其价值取向。二战以来，美术一直是西方文化战略尤其是美国全球化战略所借助的软力量，所谓的“国际艺坛”也因此成为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对抗关系既存在于西方体系的内部，又被广泛地导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东方”和“南方”。如今美国是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巨型孵化器。美国通过展览、评选、奖励、收藏、赞助等一系列手段和强势新闻宣传机制，刻意突显其引领世界艺术潮流的中心地位，大力扶植和推行体现其国家意识形态和全球化利益的“当代艺术”。一些在价值态度和精神指向上切合或迎合其意图的中国美术家因此大受抬举，以致“走红”国际艺坛。作为推行全球化政治的一种战略战术，美术领域的这种“招降纳叛”造成了影响广大的“明星效应”，并且通过崇拜、追捧、附和、模仿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中国的母邦本土构成纵深性的文化渗透。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且莫把那些实属向“妖魔化中国”势力胁肩谄笑的“走红”现象，当作“中国当代艺术受到国际社会认同”或“中国艺术家成功登上国际舞台”的美事。在市场化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利用市场方式在艺术领域，包括创作和欣赏、生产和消费各个环节，形成并强化符合整体国家利益和长远民族利益的引导机制、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艺术市场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事业。在中国民间资本还缺乏足够人文判断力的情形下，为避免“异化”价值取向的干扰，国家资本和社会主流意识的积极介入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