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摄影史叙事中被遮蔽的一面

在顾棣撰写的《崇高美的历史再现》[14]一书中，该书基本上阐述了解放区摄影的“崇高性”一面，但对“专制主义”的影像特征及其作为制度对解放区“私摄影”和小资美学的遮蔽的分析是缺失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他将解放区采取的军事共产主义制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觉得革命就应该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顾棣老人，崇高与专制主义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密不可分的。

但我想探讨的恰恰是顾棣的解放区摄影史被遮蔽的一面：

1．解放区摄影中的社会形式及“专制”特征

在解放区摄影大量的公共生活的影像中，大部分是集会、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甚至娱乐也是有组织的集体形式，或者是如毛泽东等领袖下访民众的社会生活。这些影像中的人群的任何社会性的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等社会活动，背后似乎都有一个严密的组织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组织。

解放区的社会生活的影像，实际上代表一种清教共产主义的专制体制的形成，它是一种军政一体化的战时体制，或一种被高度组织化的解放区社会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形态。过去六十年我们从小不断被灌输这些影像，好像新中国就应该跟解放区一样没有个人生活，我们被组织过单位生活，从未怀疑过，就像我们从未怀疑过沙飞那样的人天天在战场，从没有个人趣味。

2．解放区出版物未公开的“私摄影”

随着资料文献的逐步开放，解放区的“私摄影”浮出水面。白求恩的私生活、沙飞个人的小资摄影，吴印咸拍摄的领袖不美形态的日常生活。我们相信延安及其他解放区应该有更多的“私摄影”，比如延安的性生活、高级舞会等。

这部分生活，毛泽东及其高级干部自己一度亦陷进去，但为了塑造解放区的清教共产主义的“圣地”形象，所有的人似乎都对延安的性文化和私生活的回忆讳莫如深。这构成了中国红色文化的特色，在西方左派文化中，性和革命从来就是一体的。但在中国革命及革命史叙事中，性和私生活是被规训的对象。

3．摄影对解放区的想象性建构

晋察冀画报、沙飞与聂荣臻主要涉及到的是一个解放区的抗战宣传，这实际上是通过摄影对解放区的建构。所谓建构，有些是需要强化拍摄的、重点拍摄的；也有很多是不能拍摄的，不能公开的，最终是一个选择性拍摄和公开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话语想象建构，即解放区摄影给外界的总体上是一种想象性的红色生活，比如解放区基层政权的民主、民众的新气象，这些摄影给西方社会和中国各界一种很振奋的印象，从中看到中国的希望。

斯诺早期为毛泽东拍摄的头戴八角帽照片，是对解放区影像建构的开始，这一影像打破了人们对中共的妖魔化形象，建构了一种想象中的中国共产主义和革命领袖。这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它选择性的介绍了解放区最好的一面，但遮蔽了中共内部斗争的一面。

解放区摄影逐渐在美学上建构起一套表现法则，比如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影像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雏形，战地摄影注重画面背景的风景摄影特征，比如辽阔的天空，或者用仰拍的手法表现占领岗楼。石少华总结过战地摄影的几种环境和气氛，比如“夜间的火光、战场上的硝烟、战后的废墟、天空沉重的乌云”。[15]

4．解放区摄影对上海沙龙摄影的继承

由于解放区的主要摄影师都有上海左翼电影、上海照相馆及上海美专的训练，因此上海沙龙摄影和左翼摄影的手法及美学被带入解放区。沙龙摄影注重使用侧光，比如解放区没有打光设备，沙飞的摄影也会尽量日光拍出如同照相馆的光线构图。吴印咸给解放区领袖派的肖像，早期几乎与上海时期的左翼明星摄影如出一辙。

但随着解放区文艺模式的体系化，沙飞、吴印咸等人的影像美学开始转型，比如吴印咸从“俊美”式肖像逐渐转向“土气”的领袖摄影，沙飞等人战地摄影更是突破了早期对城市左翼的沙龙空间的表现，重新建构了为解放而战的战士置身于辽阔的近乎浪漫化的北方“空间”。解放区摄影使用了强调仰拍、俯拍的手法，与国统区战地摄影比较，晋察冀摄影的天空背景特别浪漫主义，人民战争的观念进入战地摄影的场景、构图和题材的选择，具有1949年后提倡的革命浪漫主义美学的雏形,这意味着在艺术观念和手法上，沙飞等人由上海的沙龙摄影逐渐过渡到人民革命摄影的美学语言。

结语

“崇高的专制主义”政治及其党文艺模式在中国是极其复杂的。现代专制主义思想的复活，事实上都跟20世纪的民族解放直接相关。现代专制主义在殖民地民族解放的背景下，实际上形成一种经过改造的“崇高的专制主义”，亦是殖民地解放国家的现代性的一部分。

但在民族救亡使命完成后，军事共产主义制的党文艺体制就该结束，至少应该重新恢复上海左翼时期的学术自由、追求真实性及个性解放的原则。1949年后的极左文艺思潮的悲剧，在于试图将人民和知识分子自愿交出个人自由永不再退还，以此作为一个推动繁荣的专制主义模式。实际上，对这一人民自愿牺牲的救亡模式试图永久霸占，正是导致解放后的“极左”政治和文艺思潮的源头之一。

因此，沙飞等人将自己自觉归入解放区的党文艺体制摄影，但这一时期“崇高的专制主义”性质的红色影像具有特定历史阶段的解放意义。而沙飞及其战友们一再强调，解放区摄影绝不能搞摆拍，这也是上海左翼文化坚持艺术和政治真实性的最宝贵的遗产，解放后的诸多官方摄影的虚假表演性拍摄恰恰是对这一遗产的破坏。

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诸多知识分子、作家及艺术家都是为恪守中国革命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真实性原则付出了几代人的惨重代价。在这个意义上，“崇高的专制主义”，“崇高”应该是永恒的革命价值，但专制主义只是革命和解放的临时手段，不应该被视为是天赋革命的可以永久存在的东西。

2011年1月11日写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