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艺术在之前的研究中，集中于派别归属、风格演变等方面。研究的史料基础以何香凝诗词和六十载的绘画遗作为主。谈及何香凝艺术，多论及画作中的题跋对其主题寓意的总结，并伴随题跋人物身份的变化及在政治历史中地位的高低，使何香凝的绘画艺术倾向于作为斗争哲学的视觉象征。而近期的何香凝艺术研究中，学者开始从其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及担任的事务工作等材料，涉及考察何香凝更为复杂的艺术与社会的命题，研究的视角开始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切入[1]。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将日常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现象作为考察重点，为以往艺术理论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在这方面白谦慎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中总结了艺术史研究方向转变的意义，以及他以傅山作为艺术社会史研究个案的主要成果。在傅山书法的个案研究中，白谦慎强调其论述方式以傅山的日常事务为史料基础，复现傅山在清初如何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本”，其意义在于揭示文人艺术背后的现实与经济的动因，还原真实的艺术图景。此个案研究所体现的价值在于，为艺术社会史研究既定的模式中提出了相反的例证，即拥有“文化资本”的文人艺术家在使用这些资本解决日常生活事务时，仍对其艺术创作起着主导作用，而这是与职业艺术家的最大区别。

何香凝的革命工作与艺术创作，集中体现在民国和建国以后的这两段时期。她的政治身份、社会活动与她的艺术创作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但这关系通常被认为是，其艺术创作的动力来自于时代环境的需求和工具。若是如此，在近现代中国画变革中，早期留学日本的何香凝的创作为何又向中国传统文人派靠近？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何香凝，其画作又是如何经营周转的呢？本文试图以何香凝在民国时期绘画的创作和运用，作为文人画家如何行使个人 “文化资本”为个案研究，回答以上问题。何香凝于清末留学日本，又于民国建国前后参与了大量的妇女运动及民革工作，解放后继续担任侨务工作。纵观何香凝绘画历程，前者以日本画风格著称，后者以全景式山水和文人墨戏的花鸟题材闻名，中者则是何香凝民国时期画风转变的关键时期。本文主要讨论何香凝在何种动力下促进她选择向传统画风靠拢，以及她在交游、卖画、答谢的各种创作情境中的运用方式，试图勾勒出民国时期何香凝的创作片段。从以上几个方面展开对何香凝的关注，主要是考虑到，何香凝作为一名民国革命女性活动家，她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她与文化精英群体本应存在着一些“间隔”。但在她的交际和绘画中，何香凝又赋予了自己新的艺术家身份。她将自己原有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声望有意识地运用到绘画行动中，这种现象及效果很少有学者给予关注。

从何香凝艺术史料中发现，民国期间何香凝将画作用于赠礼、酬卖等用途，自辞去党内职务后，更将其绘事作为维持生计、建立社交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者已经整理的何香凝各种信函和文稿，保存了她关于生活中绘事方面的记录，由此可见她在民国期间绘画的意图和应用的情况。正是由于何香凝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所创下的业绩，使得这些关于她个人思想和活动的资料得到整理和保存。本文正是要从这些记录中，重新关注这位国民党左派女艺术家在民国时期的绘画情状。

图  1929年秋，何香凝离国前往菲律宾及南洋群岛卖画，为仲恺农工学校筹集经费，收到海外爱国华侨的鼎力支持，菲律宾华侨在码头迎接何香凝。

何香凝文化声望的形成

1878年何香凝出生于香港的富商家庭，少年时代她就有着强烈的抗争意识。1897年（19岁）何香凝与旧金山归国华侨廖仲恺在广州结婚，此后得到廖仲恺引导开始接触诗词和绘画。1903年（25岁）何香凝廖仲恺夫妇赴日本留学。同年6月何香凝在《江苏》杂志第四期发表开山之作《敬告我同胞姐妹》[2]，开宗明义地表达现代妇女应关注和参与社会事务的用意和精神。这篇文章的发表与中国第一本宣传男女平等、由上海中国女学发行的《女界钟》同年问世。尽管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明显的社会反响[3]，但文章的发表对于早期妇女运动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这也为何香凝日后研究妇女问题、组织妇女运动和革命工作奠定了基础，使她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妇女领袖之一。

孙中山为早期留日学生提供了救国道理和方略，激发了包括何香凝夫妇在内的有志之士参加民主革命工作的热情。同年9月何香凝廖仲恺夫妇投身于孙中山麾下。1905年（27岁）时由孙中山、黎仲实介绍，何香凝加入同盟会，成为最早的女盟员。在同盟会正式成立的第一年间，孙中山的革命工作需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何香凝和廖仲恺、朱执信联名写信给美洲等地华侨，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吸引华侨加入同盟会，使革命得到经济上的资助[4]。何香凝在海外华侨中的声望也因此逐渐扩大。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34岁）至1949年（71岁）之间，何香凝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使她在国民党内和地方上的妇女运动中逐渐确立了其政治地位，她的文化名望在国民党官员幕僚、左派人士、共产党人士及文艺界中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同时这份文化名望的累积，也成为1928年何香凝辞去国民党内职务后所能依赖的社会资源。1921年时（43岁），何香凝与宋庆龄在广州筹备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次慰问义师的组织，在经济和物质上支持讨桂将士，使前线将士大受鼓舞，因而“士气亦为之增加百倍”[5]。1925年廖仲恺遭暗杀身亡，事后何香凝在粤军追悼廖仲恺陈秋霖大会上就此事向社会发表声明：“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6]，随后又出席了工农商各界、广东军政学各界为廖仲恺举办的祭奠大会，以演讲的方式勉励大家追随革命精神。为捍卫“扶助农工”的政策，何香凝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7此会议上，竭力促成会议通过“建立仲恺农工学校案”，阐明振兴国家经济的宗旨。后因国库经费不足，何香凝决意成立校董会，筹集资金经营学校。此外，何香凝一直从事着妇女运动的工作，辞去党务工作之前，何香凝就妇女运动工作而频繁出席的会议、演讲、提案等活动近三十场[7]。直到1926年（48岁）在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她被选举为中央党部妇女部长。

何香凝1909年至1911年（31-33岁）从日本本乡女子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辗转返回广州。这时的何香凝已是一位具备日本画风格及技术精湛的艺术家，并与当时姚栗若、高剑父、高奇峰等文艺界人士在广州家中常有来往[8]，廖仲恺更喜将何香凝这个时期的画作当作赠礼[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