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竹菊图》1930年代，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何香凝绘画的用途

民国时期何香凝的绘画在她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多用途，从结交友谊表达祝福、画图易米、维持生活到义卖慰劳等。何香凝的创作多是应这些情境所需要而完成。她曾在一首诗中表达这样的感叹：

卖画（1935年）[10]

结交从古重黄金，贫贱骄人感慨深。写幅岁寒图易米，坚贞留得万年心。

何香凝不违直言她以卖画换取粮食，甚至钱财等基本生活物资。何香凝卖画的原因，为私是卖画易米维持生活，而为公则是筹款救国。最早见何香凝卖画筹款的记录始于1921年与宋庆龄在“出征军人慰劳会”的义卖中，何香凝已经开始现场作画，协助义卖[11]。1925-1926年间，以纪念廖仲恺爱护农工、扶助农工的意志为宗旨，筹建仲恺农工学校，训练中级技术人才以振兴国家经济为目标。因国库亏空，北伐也在筹备当中，政府不允出资办公学。何香凝立志卖画筹款成立私立仲恺农工学校，并作为该校校董之一[12]。二十年代初期，何香凝已经开始卖画筹款的初步实践，目前所得资料尚未有记录她这两次售卖的具体成果。但学校建设经营的经费则一直困恼着何香凝。她在1931年发表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宣言”中补叙了她从1929年时上海文艺界人士捐画售卖得到的启发：

民国十八年，蒙上海书画家慨加赞助，捐集墨宝若干件，每拟公开售卖，作为学校基金。徒以香凝频年漫游欧陆，卒卒未遑。……香凝海隅闻警，万里遄归，于兹宗邦急难之秋，敢忘匹夫有责之训，权衡缓急，一念转移，则兴学尚可稍迟，而救国不容或后，因拟将积存时贤墨宝，并香凝个人历年所作画件，举行展览会，悉数变价出售，即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13]

何香凝一般会集中在一个时段里作画，常常积累画作以便不时之需[14]。在欧游之前她与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夫妇汇聚白马湖长松山房作画吟诗。想必何香凝所指的“历年所作画件”和“积存时贤墨宝”不出于“寒之友”社社员之间，甚至包括其他社员所结交的沪浙一带的国画家的画件也在何香凝的墨宝清单之内。1929年何香凝先经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之地，一路以卖画筹集旅费，并为仲恺农工学校筹集建设基金，最后达欧洲英、法两地（图）。何香凝本擅长中国传统绘画技巧，且当以此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此行她还另外携带了二百余幅画作同行[15]。鉴于何香凝早期在海外华侨中的威望，南洋地区华侨对她的支持都集中反映在购买她的画作的热情，尽管在南洋地区酬画效果不佳，但华侨仍不失对何香凝绘画的喜爱，她结识了更多的海外华侨[16]。在欧洲游历约二年时间，何香凝在巴黎时已创作了不少佳作，包括现藏于何香凝美术馆的何作尺幅最大的《松·菊》。

何香凝回国后由她筹划举办的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一次展览即1931年12月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17]。有学者称这次展览是三十年代初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且继美展之后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展览，在形式上兼具了展示与售卖的功能[18]。当时的媒体报道资料显示，何香凝是此次展览取得极好的社会反映的关键。展览上义卖七百余件国画，包括何香凝的画件、古人名画、时贤墨宝等以十元至几十元的低价义卖，甚至远低于一般润格费，展览最终所得义卖款项为二万余元，并按展览初衷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19]。何香凝筹划的这次展览，无疑为她在政府官僚、文艺圈和社会上提升了更高的声望。行动魄力和已经具备的社会威望使得何香凝在展览中得到更多的拥护，这使以后有更多的人希望获得她的画作。

在1944年6月、8月，何香凝写给廖梦醒的两封家信中分别记录了她卖画所得十万元、五万元和小金两片，内容还涉及将钱财如何分配给家人、朋友，被订购的画件的邮递和汇款情况[20]。从这两份信中可以看出何香凝在桂林时卖画的收入是家庭的经济来源，她对画件邮递和款项是否到位的确认也相当认真，可见她非常重视画作周转流通的情况，也显示何香凝与购买者之间相互敬重和赏识。1946年何香凝给孙科等人的信中总结了她二十余年间为学校经营费用所努力的结果，说经过亲自募捐，奔走于海外及国内戚友，卖画所得的款项充足，以此奠定了校董会维持学校经营的物质基础[21]。何香凝三、四十年代的画作能有不俗的销售，可见与三十年代初她筹划的那场大型展览有直接关联，甚至买方乐意先付款后再托人取画[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