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三：程丛林教授关于春沙的对话

关于春沙

人物：黄宗贤、程丛林
时间：2008年4月1日14：30-16：20
地点：川大花园

A 沙龙的中西古今之变

黄宗贤(以下简称：黄)：您好，程老师，您主持策划的春季沙龙展到今年已经举办了四回。我想，不仅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在展览形式如此多样的今天，您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提议并策划这一以学生为主体的沙龙展，初衷何在？

程丛林(以下简称：程)：最初是这样的，您也知道我在国外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这期间，考察了大量欧美艺术院校和机构，发现西方当代艺术主要通过这么四个系统进行传播的：一是博物馆系统，这主要是一些名家进行作品捐赠和出让的渠道；二是艺术中心系统，这主要是一些基金会推新人的渠道；三是博览会系统，这是为博物馆和艺术中心搭了一个综合平台，主要是做商业、大卖场等；四是画廊系统，主要针对的是收藏。四个系统都是依赖于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基于此，我想我们的艺术教学工作，除了学生学习之外，促使开展艺术传播同样显得非常重要。处于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筹划举办成都春季沙龙。最早是2003年开始做的，筹备了将近一年。当时，主要是想打开几个方面。首先，学生常常是孤芳自赏，我认为应该接受社会的检验。其次，我希望为学生创造一个传播的空间。最后，我也希望以此给学生作品创造一些走向社会、走向市场的机会。当时想得很简单，就这么做起来了。

黄：从第一回大约百幅作品到这回千余幅作品，这种规模的变化及其中形式或方式的变化，达没达到您预期的效果？从第一回到这一回，这个过程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程：最根本的变化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传播平台。实际上，这一次在会展举办大型展览，这个计划当时谈了五分钟就谈成了。当然，我们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如果说一个双年展是从外到内的吸纳过程的话，那么，我们的沙龙展是一个从内到外的传播过程。特别是此次展览是在一个1万平米的大空间内，这种硬件支撑是少有的。从第一回到第四回，事实上也是一个从草根、本土的平台逐渐趋向国际化空间的过程。

黄：从这次规模看，的确是建立了一个更高的交流平台，建立了一个四川本土与其它地域之间互动的空间。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种展馆平时是针对名家的，而这次针对的是学生。因此，这其中也不乏培养新生力量的意义。

作为沙龙这种形式，词源上是法语Salon的译音，具体是指某种机制或规定性之外的自发的自由的聚会和展览形式，17至19世纪文化艺术或政治沙龙，在欧美各国文化界十分风靡。沙龙最大的特点是一些志趣相投的艺术家，无拘无束的相聚，进行思想的自由交流或切磋艺术，各抒己见。可见在西方，沙龙根本要义在于自由。但是成都沙龙却是借助社会力量。我想问的是，春季沙龙在组织形式上与一般沙龙的概念与形式有什么异同？它是怎样体现沙龙的自由互动和浪漫特色的？

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到目前，我们的展览也没经过任何官方审查。因此本质上，还是民间的、自发性质的。符合沙龙自然的性质。而且，从第一回到第四回，我们一直沿用的是邀请机制，要求每一个参展艺术家允许邀请一名您认为比较合适的艺术家。当然，被邀请的艺术家也代表了邀请者的水平。四回共展出近2000幅作品。迄今，只拿下过一幅作品。整个邀请一点也不封闭，成都各个高校都邀请到了，共同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企业、社会机构来参与这次活动。此次展览预算近百万，经费大多都来自各个机构的赞助。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倡导一种开放性。

黄：让企业、公众都来参与固然很好，但我也理解这其中涉及到的资金及冠名问题的难度。您也好像并不忌讳甚至有意地强化这个沙龙与外界的关联性。但是我想，实际上您归根还是力图与公众形成一种对话与互动，而这一点与欧洲传统的沙龙形式有别。沙龙本质上是“小圈子”的聚会，是各个自我的抒泻和精神的交锋与沟通，春季沙龙在拉近沙龙与公众距离的尝试中，您考虑过参与者是否会受现实利益的诱惑，迎合了观众，赢得了市场，而弱化了创作者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锐意。艺术创作是个体化的、艺术作品是自我心灵的外化形式，但是在大众化思潮方兴未艾的当下，在公众的文化权利诉求被尊重的今天，艺术家还可能或者说有必要坚守自我的艺术理想，保持一种对物质主义、对世俗的需求的一种超越态度吗？

程：这是最大的挑战。当然，迎合大众，效果反而不好。我给您举个例子，第一次沙龙展的时候，一个同学的画被收藏了。第二年，他就不敢探索了，还是按第一年的模式在画，但反而卖出不去了。收藏圈很直接地告诉他，这样迎合不好。当时还有一个同学订画，说他什么风格都能画，要什么就画什么。可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要的是您自己的风格。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画家要把作品放到社会中，放到市场上，即便是摔倒了，也是一种考验，总比关起门来自我欣赏、自我迷恋，更符合当代精神。

黄：任何层面上讲，社会都在期待更好的作品。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我想这其中体现出的沟通与互动更有意义。当然，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精英艺术家，对于公众审美诉求通常是一种排斥。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现代主义艺术家不屑于与公众沟通，而只是在象牙塔内自我欣赏。他们时常以疏远公众的视觉经验和普遍认同的形式法则为其夸耀的目标，对公共艺术语汇和公众情感不屑一顾。我想问的是，您的这种努力是希望学生将来成为特立独行的艺术家，还是公众需要的艺术家？公众需求与艺术家的个人表达成为矛盾的时候，艺术家应该选择什么？

程：我想艺术家终究还是以艺术为主。实际上，沙龙这种形式中，艺术和艺术家只占一半，还有另一半就是收臧家与经营者。不管是对于艺术家，还是对于收藏者，几秒钟便能识别的作品往往是很符号化、很容易传播的作品，但是就此需不需要再突破，敢不敢拿出探索的勇气，对于艺术家、收藏家都是一种考量。

黄：符号化赢得了市场、工作、资本等，这已经成为艺术家成功的范本。特别是年轻艺术家都急于建构自己的符号，以至于许多人都是为符号而符号。但是，符号能否真实地表达自己呢？其实很多东西往往被符号遮蔽，而符号也自然成为貌似深刻、实乏内涵的东西，符号大于符号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在参展艺术家中有没有这种倾向？您如何看待这种倾向？

程：很多学生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后天又是另样，都急功近利。这其中，也不乏好胜心、生活压力等因素。但还是，我还得告诉他们，什么东西走不远，什么东西能够走得远。比如，养花，植物花是有生命的，但是它生长慢。而塑料花、绢花，尽管容易造出来，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符号化的确显得很当代，单个看起来很具个性，但是三个、四个、五个院校的作品排在一起，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互相吃掉了，最终被消解掉了。有些东西是好，但两天就走到头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有的艺术家开始被一种形式符号所感动，慢慢地找到根基，一步步地深化、加强它，慢慢赋予它生命。具体到沙龙而言，事实上也是一种社会的折射。在今天，时尚、流行都避免不了，但作为老师我有责任告诉他们，什么能够生长出来，什么生长不出来。让他们自己去想、去悟，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