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卓群：因此去思考某些本体的东西尤为重要。

冯良鸿：抽象以后又极简、观念，影像、后现代，新表现主义等等这些流派全是在这之后出现的。不可能有永恒的，什么都是暂时的，但是这里可能有一个不变的艺术上的“空”的概念，它是艺术的自身魅力所在，它可以永远让你去想，去参悟。

戴卓群：你忽然冲进西方这个环境，很多线索，眼花缭乱。

冯良鸿：对，它不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你有一个目标，你的目标就是西方，你到了西方以后，很容易迷失，这时候需要梳理或奠定一个自己的基础，最原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画？画什么？怎么画？
 
戴卓群：你觉得自己经历的这个迷失的过程是怎样。

冯良鸿：每个人都会有的，我很快调整了。从我个人来出发，我很喜欢绘画这个事情，不愿放弃，这个是我的基础，不是坚持，而是喜欢。否则扛不住的，但不能去重复人家，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必然要想别的办法，这其中的空间很小，周期较长，不是马上就能脱胎换骨的。

戴卓群：那时候交流的是些什么人？你属于待得时间很久的。

冯良鸿：那时候出去的艺术家很多，后来陆续都回来了，像我这个年纪画画的好多都出去过，有的在国外生活过，有时间很长的。这些人中，美国本地艺术家，还有台湾、香港艺术家，纽约是个艺术大码头，各种与艺术有关的人都会出现在那，现在北京也有点这样了。

戴卓群：那你在纽约主要的经历基本上还是专注在艺术这一块？

冯良鸿：我也做过设计，版画，画像，中国出去的人都有写实能力，很容易谋生。

戴卓群：那时候也有跟画廊合作么？

冯良鸿：我是很晚才跟画廊接触，办个展。很长一段时间不关心跟画廊合作这事，不知为什么，我更关心在那里艺术发生了什么。

戴卓群：抽象在国内，也是最近开始被关注的多些，之前一直比较边缘化。

冯良鸿：现在还是边缘的，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抽象贯穿着整个当代艺术发展，好的抽象艺术家在国外也比较少，但是抽象艺术在西方已深入人心。

戴卓群：抽象绘画在目前的中国缺乏一个审美基础。

冯良鸿：抽象的审美基础中国早已有之，只是被近代的叙事性绘画所湮灭了，这是个遗憾。在国外，如果某个业余艺术家，他就在纸上涂啊涂，涂完以后送给人作为生日礼物，人家拿了非常高兴。实际上那是一个业余画家，对方也不是什么鉴赏家，但他拿了画以后就非常高兴，拿到家里。他们可能不会去问是什么？什么意思？因为抽象的概念老百姓已有了，很普及了。

戴卓群：这在西方是一个非常常态的事。

冯良鸿：他画了两个小时，他把这两个小时的结晶送给你了，你如果给一个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问，你什么意思，他要问你什么意思，所以在中国这个东西都有讲究的。

戴卓群：中国人重视结果，所谓“讲究”都是外在的讲究，人送东西一要讲意义，二要讲体面，三还要能掂量价钱。

冯良鸿：哈哈，思路不一样。

戴卓群：你回国没有什么计划吗？

冯良鸿：没有特定的计划，我会按照一贯的探索实践下去。

戴卓群：那你觉得从纽约回到北京，又换了一个环境，对你的思考和创作有什么影响？

冯良鸿：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马上开始继续抽象绘画，我反其道而行之，先画了一批有具象风景的作品，为了是打破一下自已固有的东西，让自已在抽象探索中再丰实一点，多一点可能性。这也许是我不愿重复的性格所致吧。我觉得把自己打破得越彻底越好，我就跟自己说，随便画什么，忘记所谓“风格”，忘记所谓“主义”，绘画应该是自我发现，自我解放的过程，这样画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戴卓群：这种放松的状态是不是因为回来以后的无所适从和不适？

冯良鸿：不是，我对画面的东西是有感的，是很兴奋的，我从来没有把它当做是具象的东西，这对我后面几年的创作是有好处的。我改变了极简主义的平面性。使我的画，有空间，有背景，有上有下等新的绘画语言逻辑。这是我回来的改变，对我来说自由了，一点点渗入到了自我的个人状态。

戴卓群：国内当代艺术爆发式成长的十年中，你刚好不在现场，很多待在国内的艺术家，在国内的发展线索更清晰，你们这些到海外的艺术家回来以后，这十年在国内的线索是空白的，也就是说，是不在场的。

冯良鸿：是这样，中国发展，各行各业都处在上升期，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一个从事艺术的，或从事别的行业的，都应该到国外去看看。西方社会中，今天碰上的问题可能我们很快也会碰上，虽然不会完全一样，但很多东西是学他们，他们的结果可能也是我们的。

戴卓群：从前景和未来的角度来说肯定是这样。

冯良鸿：印象派莫奈画《日出》，雾茫茫的，实际上是那个时候西方工业革命，环境污染严重，空气不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