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方力钧见面是在一家酒店的餐厅里，他刚飞回北京，脸上还带着一丝倦意。我们的话题包括他创作符号的选择、图式的演变、精神意涵的揭示，他个人身份及生存处境的变迁，评论者的界定与视角差异，当代艺术市场与运作等众多方面。他以其艺术家的视角逐条作出了解析，并时常以人或动物的身体机能打比方来化解一些“理论难题”，透露出一种机敏和“狡黠”。也许现在大多数人关注他，是因为他创造的当代艺术成功者和时尚宠儿的神话，然而就他自己而言，最执著于保持的是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以及对生命体的现实主义体悟，尽管这些与资本遭遇时未必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他的状态越来越显得放松，语气缓和而透着些许锋芒，但有时也隐约流露出对某些问题和现象的厌倦和回避情绪。在与他对话的一个月后，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以其姓名为展览名的大型个展。在当下，“方力钧”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用不着过多的诠释，它就能汇聚众多的目光。

生命是不可以被代替的

《画廊》：今年“艺术北京”教育项目论坛上，尹吉男教授在演讲中谈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海外获得国际声誉的中国艺术家，主要依靠了中国的民族文化资源，而这种借助中国符号获得成功的策略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最终在艺术上真正的高度；他认为中国当代艺术要进入中国文化的上下文，寻找到具有文化意义的参照物。我看到一些关于你创作的“光头”系列的评论，认为你的符号选择是根源于本土环境的，体现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吁求，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方：形象的选择，应该是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有不同的表现，是比较自然的，更多地符合你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创作者与搞理论和批评的人的思考角度不一样，他更多的是关注个人心理上的东西，找一些形象，慢慢地筛选，运气好的很快就做出来了，运气不好的弄一辈子都在外面，直到自己都麻木了，忘记了原本想做什么。我觉得对形象的选择，大的方面是这样，但是一旦自己选定了，使用某种形象或某种符号，你就需要给自己找一定的人文理由，至少要说服自己，然后才能够继续使用和在上面发展。对于外国人的反应，每个艺术家都是不一样的；就我而言，创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心就是，生命是不可以被代替的。

《画廊》：你是说要彰显出每个个体的生存体验？

方：对。就是一个个体他能够抽离当时的社会，成为一种独立存在，无论你是反向的还是顺向的。从个体来讲，正是因为你特别强调个体，你可能更代表这个时代的人的一种感觉。也可以反过来说，正因为你特别符合这个时代，所以你也是特别个体的一个人。基于此，我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没有太多地去关心外人，也就是观众对我的看法，但同时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和观众是不能分离的。在很长时间里，我喜欢说中国的一句老话，叫作“狗通人性”，既然狗都能通人性，那么不同的人，他们绝大多数的欲望、爱好、习性都是一样的，都是共通的。只不过艺术家的职责好像是一定要在共通的基础上找出差异来，我们才误以为这些人是不通的。所以我作为个体的创作者来讲，从来没有想到会与观众脱节。这就是说我不需要向观众解释更多的东西，只需要进行符合我自身的创作，自然我就迎合了观众。

《画廊》：这几年不断有回顾“八五美术思潮”的活动，大家经常将80年代那种集体式的个性诉求与90年代摒弃集体、强调自我的漫散状态进行对照，而你正是被作为90年代凸显个体的艺术家代表，你如何看待你们与80年代艺术家的表达差异？

方：很难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讨论这些问题，90年代相对于80年代来讲，它的变化肯定是非常明显的：人都比较正视自身了——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通过努力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们关心什么？我觉得80年代大体上还都是麻木的，但是相对于70年代，他们又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所谓的这种叛逆也好，形式主义，甚至是对西方各种流派的抄袭也好，相对于70年代都是有革命意义的。我认为人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要有信心，然后才能把握对自身所关注主题的选择。80 年代我们可能有立场，但是没有信心，所以还不能独立地把自身的认识表达出来。90年代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很多的艺术家认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是最大的题目，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画廊》：关于“玩世现实主义”这个带有叛逆、戏谑意味的定位，你也谈到过创作光头形象对于你自己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它是一个愤懑吼叫的符号。你怎么看这种可能是与你初衷不同的阐释？

方：我想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就是你的立场不一样。我所谓的这种自然，可能指个体是在一个大趋势里面的，但他还是受外力作用的，因为个体太小了，就像大水里面的一棵稻草，它的头可能是朝上的，可能是平的、顺着的，都可以说是自然的，但它这个自然又是受压迫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怎么样去解释都可以，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

《画廊》：你是说个体本身就处在这种境遇当中，作了一种很自然的张扬，那么同时也就被视为这个时代的有力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