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配上面没有谁是道义上必然正确的一方

《画廊》：你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现在看来这段贫困经历为你的成功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使得外界对体制外的艺术家村的艺术家的兴趣超过了体制内的艺术家，你觉得这是不是你们特别引人瞩目的一个潜在因素？

方：我们往往太注重得到和成功了。我觉得最大的成功是有所保留的，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成功。

我自己很难想象，我在体制里面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我肯定是受不了体制的。有些人更适合在学院，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有的人属性是狗，他可能是野狗，也可能是家狗，适应能力比较强；有的人是麻雀，关在笼子里面就撞死了；有的可能是鹦鹉，适宜在体制里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个案具体分析。

《画廊》：你们的成功具有了一种“招牌效应”，更大地刺激了后来的人，不断地聚集在艺术家村落。

方：这个就是我们所最引为自豪的。在一开始刚从美术学院出来的时候，我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大学毕业证外一无所有。你的身份就像那畜牲一样，有人可以半夜把你的门踢开，看你有没有和女孩同居，看你是不是有什么证明文件，不需要任何借口，他可以随便扣住你。比如你要搬个电视机，到对门的邻居艺术家家里看个影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抓住你，说你这个电视机是偷来的，即便双方都在场，他都可以不放过你。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说明，我们当时是最卑微的、被人欺负的、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我们唯一所有的就是独立性，有胆量脱离社会的主体，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如果在今天，有一些这样的人能够取得成功，能够成为被社会羡慕的对象，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做出了巨大的理性改进的。我们这个社会的人不一定要做哈巴狗，或者非要做奴才才能够混一碗饭吃，完全可以做独立的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堂堂正正地生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画廊》：你刚搬到宋庄去时是一种什么状态？

方：1993年时圆明园已经非常热闹了，几乎没有办法工作。我们等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完成后，就筹划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到处找地方，北京周围几乎都找遍了，包括延庆、顺义、昌平、石景山、房山??从春天暖和的时候一直找到夏天最热的时候。找到宋庄是因为张惠平的一个学生住在那里，我们与他们家达成协议，帮我们找房子。最早只有我一个人买房子比较坚决。我的第一个房子是在1993年12月买的，张惠平，再加上刘炜、岳敏君，我们四个人买了房。之后就是高惠君、王强以及栗宪庭、杨少斌，他们几个也过来买了房子。等我们住下来之后不太长时间，圆明园就被取缔了，艺术家在两三天内就得搬家，二百多号艺术家没有空间容纳，而这里又有很多的空房子，于是这些老圆明园画家很自然地分流过来。

这里面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就是崔大柏，小堡村的书记，他顶住了很大的压力，非常有远见、非常的坚决，对所有艺术家的承诺都兑现了，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麻烦，但他最终把局面维持下来了。当时的情形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像圆明园一样被取缔的。最难过的时间熬过去之后，形势就比较光明了。

方：于公于私，我都希望宋庄好。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宋庄，宋庄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地发展，使我们能够安定地工作（当然宋庄也是因为艺术家的入住才有今天的变化），我们作为个人，都有回报宋庄的心情，都希望宋庄发展得非常好。现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在这上面没有谁是道义上必然正确的一方，我们要有一个方案，当然要尽可能的公正，就算是不可能绝对公正，也要有一个明确的方案，明确谁应该有些损失，这是一个难题，但我们要有政策和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