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更多地将附加价值作为本体来看了

《画廊》：从你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等重要展览开始，你的作品受到国内外公立和私人收藏机构的广泛重视，在市场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你目前和画廊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

方：首先我是不和画廊签约的，不会有像一个卖身契一样的长期或短期的约定。但是我有固定的合作画廊，我们之间的承诺是口头的，一旦我们口头达成这种协议，是肯定不会出问题的。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也是因为我刚才所谈的自己一贯的做法，在政治的压力下以及在生活的可能性面前，我都没有妥协，现在面对商业，我更不能把自己卖掉，这是一个独立艺术家的基本态度。这并不是说其他的艺术家签约了就不是这样的人，只是说一个人有不同的呈现面貌，它对于所谓的原则是有针对性的。这个也是每一次画廊“威胁”我、“引诱”我签约的时候，我能够顶得住的一个理由，我经常会很耐心地跟他们解释，在我们现实和历史的背景下面，我们不适合签这种约。

《画廊》：现在国内一些画廊经常会抱怨艺术家不守规则；而作为艺术家来说，你觉得国内画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是怎么导致的？

方：我个人认为是都没有问题。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是官司缠身，都是恰如其分的。而且刚才说的关于签约和分配，它是利益的问题，我们好像没有必要过多地去谈论利益得失的问题。正常的生活里面，大家如果有抱怨吃亏或占便宜了，我都是很不耐烦的。

《画廊》：你现在和哪些画廊合作？

方：柏林的亚历山大画廊、韩国的阿拉里奥画廊等。每一个人的成长都需要很多朋友的帮助，需要很多个人和画廊的合作关系，这其中包括私人友谊。合作者有画廊、有私人或中介机构，也有美术馆，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画廊》：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现在这样的火爆市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最近美国的《艺术评论》就指出“中国艺术淘金热”有点饥不择食；而面对拍卖会不断拍出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惊人价位，有些人说价格错位了，而有些人却说，价格还没有升到位。你怎么看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

方：作为艺术家，作为艺术家的朋友，我希望市场越来越好。这才能带来社会对艺术品的关注和热心，我自己也能多收入一些。造成高价位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恐怕现在全世界参与进来的这些人，他们或者以个体，或者以合作的形式，没有一个人可以通盘地看得清楚这种形势是怎么造成的，将怎么样发展。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问题，比如说当前世界财富到底是怎么分配的，货币的供应、人的欲望，到底不合理到什么程度，或者合理到什么程度，这已经完全超出任何一个行业权威人士的理解。

作为个体的艺术家，我们就没有必要过多地分析和想这些问题了。对于创造了高价位的艺术家来讲，他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了，他们的作品如果卖得越来越好，我们会很高兴。如果说整体地便宜了，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画廊》：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当代艺术的重镇之外，今年像长沙、武汉这些所谓的当代艺术的“二线城市”也开始升温了，你参加了“艺术长沙”的活动，你觉得他们的情况如何？

方：我觉得我很难说自己的想法，站在一个什么立场去解释这个形势。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他的主题基本上都是关于当下人的生存状态的，实际上他最急需当下人的理解和交流。一般艺术家做完作品之后，无论其多么积极地去展出和交流都是不过分的。我们是基于怎样的标准去定什么是一线城市、什么是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现在看起来是大城市，大城市所拥有的资源就是观众多一些、收藏家多一些、美术馆多一些、成功的机会多一些。我们可能就是更多地把标准放在“得到”的基础上，我觉得它已经偏离了艺术的核心价值，艺术的核心价值可能是还需要更多的观众、更多可能的关注和交流。因为这种交流而获得的成功，无论是金钱的成功还是名声的成功，都应该是附带的价值，是核心价值之外的。现在看来，我们可能更多地将附加价值作为本体来看了，所以我们说二线、三线，有些还是荒漠。但是整体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平台，无论你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三线城市，都需要一个良性的运转，总要足够量的资金支持你去展览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