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宇:不过就是这张照片,给人的只是一点点痕迹,一点点灰色痕迹。
徐勇:是灰色痕迹。现在那里还是社科院的家属院,不过原来的四合院大宅院都被拆干净啦,盖起了三层联排的简易楼。在中国,象社科院这样的文化机构干没文化的事儿,这很正常。
满宇:“天安门毛主席”。这张是天安门和毛泽东。现在在国内艺术家用这两个形象用得蛮多的,对吧,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了。实际上你的拍摄是看不到任何符号的,但是能够提示出来。就是说只有从颜色变化隐隐约约传达的形象上面,或者从你的标题里面,能够对应上。
徐勇:能够对应上,能够判断得出来。
满宇:实际上这里不能称为符号了,对吧,因为它彻底虚了没有了。
徐勇:但这种方式就是我的语言,留给别人去想象思考填补的一个完全没有限制的空间。“天安门毛主席”,这是从小就灌输在我脑子里的概念和印象,非常的深刻。“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人从小都唱这首歌。我1963年9岁的时侯第一次来北京,父母也先是带着我,全家去天安门,在广场上和天安门毛主席合个影。后来长大每逢重大节庆,或是朋友同学聚离,也会去和天安门毛主席合影。所以“天安门毛主席”深入全体中国人的记忆。同天安门毛主席合影是中国人的公共经历。
满宇:在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印象都很相似。
徐勇:今天在天安门正中依然挂着毛泽东画像,但是在我的感觉和判断当中,它已经是模糊的了,已经很模糊很不明确了。这是我的感受。
满宇:接下来有你跟你父亲下乡时候的记忆。当时你父亲下乡在干校?
徐勇:对,有一张是河南信阳的农村,我父亲下放劳动的“五七”干校。1969年我初中还没毕业,就跟随父亲到河南农村干校。除了母亲到外地的其他地方外,祖父母还有妹妹都跟着去了----那是被迫必须去的,北京的家没了!我那时除了上学,也参加农场的各种劳动,放牛啊,喂猪啊,还有到地里去收麦子呀等等,砸土制砖坯的活也干过。一年后父亲的“问题”被平反了,那时候叫“解放”,我才回到北京原先的中学,很快被学校分配到一个工厂里。我算是幸运的,在我前后的初中毕业生基本上都到农村插队去了。
满宇:作品里有两张是天安门广场。在我们的意识里,天安门广场似乎是无法绕过去的,即使是现在。
徐勇:这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广场中间对着天安门拍的,天安门变成了痕迹;另一张是从天安门城楼上往下拍的,还依稀可辨金水桥。天安门广场给我的感受非常非常丰富复杂。在北京生活的几十年里,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安门广场。小时候去放风筝去乘凉去纪念碑宣誓;长大后去和朋友合影去拍照片搞创作;文革期间在广场上和同学一起,举着纸花向天安门城楼上根本看不清楚的毛主席欢呼,装着激动得要掉眼泪;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当天,我白天在广场上激情地拍照,晚上却和很多工人一起被大卡车从工厂拉回广场值勤;打倒“四人帮”后我又作为厂里的代表到广场的观礼台上看庆祝游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又是个亲身经历。天安门广场对我,还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
满宇:后海在你的经历中是什么样的?作品中有一张“我的后海”。
徐勇:后海,或者叫它什刹海,在我人生实践体验中占的份量很重,跟我十多年的生命时光联在一起。1990年《胡同101像》出版后,北京的很多老外让我领着去看胡同。那时的胡同在政府和大部分北京人眼里是破烂,是最丢人现眼的地方,老外自己去的话会被胡同里的派出所联防人员阻止。那时的胡同在老外眼里是神神秘秘的。老外对胡同的极大兴趣让我充分意识到胡同的文化旅游价值。从1992年开始,经过两年多时间费尽周折的努力,我在什刹海地区推出了人力三轮车胡同文化游览活动。从此以后,我们人力三轮车紫红色篷布上的“到胡同去!”的口号,在到北京旅游的外国人中流传。“胡同游”很快成了北京旅游的知名品牌。后来我又在什刹海的水面上推出了“好梦江南”橹船游览活动,与陆地上人力三轮车呼应配合。什刹海慢慢火了起来。作品叫“我的后海’,完全是因为我对后海的个人情结。
满宇:有一张作品叫“中国国民党之辉”,那是在南京中山陵拍的吧?为什么拍这张?
徐勇:是啊,因为中山陵让我特有感触。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本是同门同宗的兄弟俩,结果哥俩打得各占江山分家过日子了。现在国民党在台湾民主自新,它是中国的除共产党之外最有存在感的党,将来是很有希望的。
满宇: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建筑,有人说那个是纪念碑啊。纪念碑在现代城市里面的新形式,呵!
徐勇:可以这么说。不妨说是最新的纪念碑。在北京,你可以列出好几个,但是中央电视台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是最突出的,我觉得它比奥运“鸟巢”还要抢眼。前不久它刚落成,欣喜未了便因官员的渎职着了火,这是巨大的讽刺和隐喻。
满宇:还有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徐勇: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是所有上海建筑中最新鲜出炉的一个,可说是集中国千年文化感觉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自我感觉于一体的大成之作。相比之下北京的天安门显得旧了。我觉得不妨让它去替代天安门,成为中国的新符号新图腾。
满宇:您觉得中国馆建筑的话语及其建筑结构方式呈现了我们社会现在的基本特征吗?
徐勇:完全是对应的,对应得非常准确。以这个形象方式来体现现在的国家意识和理念,也无意中泄露给别人一些中国的秘密。我最后一张作品就是对着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