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义，1993年方案草图

李：为什么崇尚理性？
王：谈到崇尚理性还是和当时艺术界的情境有关。当我看老一代艺术家，甚至同时代艺术时，比如形式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缺乏秩序感，我希望这个世界要有秩序，在文化上要建立一种秩序感。当然那时比较年轻，想法也很幼稚，其实那是一个带有原始霸权的想法，我希望世界有秩序，所以我谈理性精神。

李：你觉得你强调的“理性”跟西方的“理性”是一样的吗？
王：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谈到理性，但又很崇拜尼采，这完全是特别悖反的问题。现在想来，年轻时说的很多话语整体是混乱的，但有一些话题可能是针对一个特定情景说出来的，所以它一下子被赋于了某种意义。

李：早年你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当代艺术秩序。对于这个问题，你今天是否有了新的认识？
王：它是我青春的一个产物，而现在我对东方文化中的不确定性更感兴趣。

李：你不再对建立新秩序感兴趣？
王：对，相对于新秩序，我认为秩序的不确定与雾状的思想对我来说更重要，是它们令我保持着对艺术创作的兴趣与热情。现在我也会在工作室画一些草图，偶尔写写字，对我而言，这是我记录下模糊的雾状思想的一个状态。这些雾状思想成为别人了解我的重要途径，所以我觉得它们非常重要。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或许完成的作品本身并不重要，而完成作品之前的很多草图与文字等只言片语，即被我称之为“雾状的思想”可能更有意义，更真实。因为一件完整的作品，人们对它所有的理解都是一个社会学的描述，其实这些阐述与艺术家最初的想法距离很大，所以，相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创作背后的雾状的东西更有意义。

李：当年你认为“文化不但不能拯救人的消失，而且还加速了人的消失”，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王：它与情境有关。当时对于生命的探讨是一个重要话题，我认为一个文化人的生命状态没有一个农民的生命状态健康，文化是弱化生命的，文化瓦解人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文化加速了人的消灭。当然这与一般意义上人类的文明进程不同，而是针对于生命的自然属性而言的。但回过头来看，这种意义的描述可能是最有学术含量的。当我把这个话题落实到字面上时，似乎这个话题的意义远比我现在讲得复杂，但经过我的解释之后，你再看就会觉得如此简单，这就是话语的奇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