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艺术诸种可能性无限展开的今天，艺术家似乎又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自我与个人生活的边界以及艺术的边界。

事实上改变我们自身的并不一定是那些具有明确意识的东西，甚至不是我们还能记忆起的种种事件，我觉得我们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那些我们往往不易察觉到的东西改变着，变得更快也更加不可挽回。艺术创作的意义也许恰恰存在于事物的缝隙和每一件微小事物之间的差异，艺术家将微小的改动带入生活，从而微微地影响了心路的历程和生活的轨迹。让艺术作品默默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人们几乎不能发现它的运作，却能在某些时刻与它相遇，而不仅仅是以一种轻易信任或轻易怀疑的目光看它们。双年展是有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更能看到艺术家和观众以及策展人作为一个有机体是怎样在矛盾中冲突、更新和发展，更能感受到个人在这个巨大机器中的位置和状态。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在一个巨大的系统中生存的经验，这个机器般的系统以效率和市场价值为最终追求，而个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被迫一分为二。也许在一年或若干年以后，人们最终不再把它们当成艺术作品（一些人可能离开了、遗忘了，新来的人不清楚怎么回事也没有兴趣），大家对那些曾经的创新行为与产物都已经习以为常、不足为奇。那时候，这件作品就成了现实的一部分，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与一劳永逸的创作相反的过程，也许是一种失败的运动，但对于作品的理想是一种肯定。它们生长着，进入人们的生活。在艺术创作一再质疑艺术和日常世界边界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建构艺术和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关系。

此次双年展很多作品令人们看不懂，“很难找到确定的解释”，也许因为艺术家一直不想从一种“大多数”的方式出发去创作，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比拼创意或点子，也不太关心材料和形式，不关心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而看起来合情合理的好东西总另人觉得乏味而且可疑，他们也许意识到自己需要从零开始来创作。他们并没有刻意设置理解的障碍，只是从一开始就努力避开了一些或许别人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当观众只想获取他们想象中一件作品应该提供的观念之类的东西的话，往往会在这些作品中一无所获。同时也有一些观众（甚至一些不太了解当代艺术的观众），会迅速就理解了艺术家所做的，甚至不用解释什么。

我们宿命般的都相信一个---“缘”，由之产生了“现场”“当下”，“实验”，“开放”“互动”“空间”，“交流”，“生产”等一系列现代性命题与艺术概念。

也许因为可以解释的东西毕竟非常有限，只能说艺术家很在意在每件作品中，对于象“艺术是什么？”“作品是什么？”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向自己发问。在作品中，他们并不想创作一件作品，不要做一件可以做的东西，此外，没有更明确的目标或方法，只是打起精神，向一个可能更自由的艺术空间提交自己，寻找那些和命运相关的踪迹，放弃看起来是创作的权力，面对自己的那些无能为力，消失和生成，片刻的消散或恍惚，它另艺术家对自己所做的和未做的一切产生怀疑并自得其乐。

他们也许不知道艺术还可以改变什么，对于这些艺术家而言，只是通过创作去重新确定我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他们总觉得自己与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而且容易脱离现实，这是一件没完没了的事。双年展因此会永远进行下去，会永远煞有介事的去讨论讨论讨论讨论。。。。

讨论是一种高级的挥霍生命的方式，那么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此次双年展策展人高士明先生曾经受过一位学者的启发，他说那位学者的话让他掂量良久：“思想和艺术要直接面对一个真实的社会”，“从身边开始建设独立思想空间”，“在中文里安身立命”。他说：“必须把我们自己的现实和历史保持为尚未被定义的状态，因为那是我们的命运。”

接着他说：“要承担这一命运，须得有承认自己已被阉割的勇气，无论是语言还是历史观，我们都已经被阉割过了。”

这是什么意思？他受过什么迫害，心理有什么阴影？精神世界遭遇过何种特异的经历？

他辩说道：“这不是要夸大某种“受害臆想”，因为凶手并不在外部。要真正挺立起来，靠的不是经济、政治的壮阳药，不是话事权力，而是要推宫换血，拿出诚意去梳理被歪曲被掩盖的历史，整理被挤压的现实，重新建立起自我解释的系统和能力。”

是在问：“三十年改革开放打造了一个怎样的中国社会？”吗？

是的。他提出的问题是：“拆除革命史的意识形态框架，我们是否能够构造起二十世纪的文学史、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叙述？摆脱国际通行的理论话语和关键词，我们如何说话？如何判断？最后，引用陈映真先生的话：“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人民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我们应该回归的，是那尚未被定义的无限杂多的芸芸众生。这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也是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