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双年展的策展人和参展艺术家的信件沟通中可以见到下面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未被明晰而充分阐释的双年展的策划主题：

““排演的政治”反对现成的政治，反对政治的现成品。我们需要召唤出一种新的政治方式，我相信，这种新政治的全部内容和使命就是不断地创造政治主体。我们所要探讨的不是艺术的政治，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政治的艺术，我们甚至不是通过艺术搞政治或者通过政治搞艺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本身蕴藏着政治的潜能，艺术是一种更新的政治。”

“这种艺术-政治要求我们用身体和记忆丈量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要求我们反复地对自身的处境进行历史定位，要求我们不断地质问自己是谁？我们生存于怎样的世界？我们为什么活着？这就是要求我们重新建立起信心，投入到一种充满激情的火热的艺术生活之中，通过艺术活动不断改变现成的知识-感性，更新社会话语-感知系统的运作机制与生产关系，同时抵达艺术的源头和政治的激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还不是艺术家，我们都准备着成为艺术家，我们都在向着“艺术家”迈进。”

“按照那天我们对mutitude的讨论，双年展已经逐渐地把许多的同志们连接在一起了。这一届上海双年展的核心是“排演”，“排演”并不是一个展览标题，也不只是一个主题，而是一次行动，希望把对当前艺术现实感到不满的同仁们连接在一起，共同来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处境和当代艺术的前景。文革和越战撬动了西方1968年以来的当代艺术、思想和政治，但是其冲击在西方语境中发展出的却是治疗和修补的政治，是行动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是美学化的政治甚至学院政治。今天，我们或许应该把当代艺术的这段历史看作被叛卖的革命遗产。对此，我们并不满意，我们说，这一幕不算，要重新开始排演。我们所期待的，或许就是一种“排演的政治”。”

“排演的政治，并不是要去直接地介入现实政治，也不是要提供一个“美学的政治”的视野，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艺术行动和自我革命，一方面去除始终笼罩着我们的民族国家对身份、历史和传统的垄断，尤其是对这种解释系统的垄断；另一方面不断清洗我们身体深处的资本主义冲动，清洗价值对风格、趣味、个性和差异性的逻辑依赖，以及笼罩在国际艺术界上空的全球化的“媒体-文化-景观装置”。”

策展人高士明先生的策划理念是令人敬佩的，其对社会与艺术的现状洞察是深刻的，其行动是决绝的，这让我想起了爱因斯坦在自己的一篇随笔中写下的对“西天”--印度圣雄甘地的评价，那篇文章前半部分表达了爱因斯坦对甘地的评价，后半部分表达了对自己的看法：

一个不受外在权威的扶持，而成为他的民族的领袖的人；

一位其成功不是依靠投机取巧，也不是凭借掌握的技术装备，

而纯粹地建立在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的基础上的政治家；

一位一贯轻视使用武力的胜利的斗士；

一位具有智慧与谦逊，用果敢与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武装起来的人；

一位将所有的力量都用来推动自己民族的崛起与命运改善的人；

一位用纯粹的人性尊严对抗欧洲的残暴，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屈服的人。

在未来的时代，

可能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经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对于一个人自身的存在，何者是有意义的，他自己并不知晓，

并且，这一点肯定也不应该打扰其他人。

一条鱼能对它终生畅游其中的水知道些什么?

苦难也罢，甜蜜也罢，都来自外界，而坚毅却来自内部，来自一个人自身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我都是受我的本性的驱使去做事情。

为此而获得太多的尊敬和热爱，让人感到羞愧。

仇恨之箭也射向了我，但从未伤害我，因为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与之没有多少关联。

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里却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