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的工作室在迷宫般的草场地的深处。那些俭朴的斑驳的外墙和这位先锋艺术家层出不穷的奇思妙想恰成对照，在摆着水缸、种着花草的院子里，记者看到，一身黑色T恤短打、大胡子依旧的艾未未正和一个光着膀子的手下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一张椅子的设计思路。

他是第一个来到草场地这片“世外桃源”的艺术家。从1999年起，艾未未就一直住在这里。“当时非常偏僻，还没有五环。我是第一个入住草场地的艺术家，每年付租金，很便宜。”艾未未说。之后开始陆续有一些艺术家闻风而动，到草场地来找寻廉价的栖身之所。“我从来也不希望这里成为艺术区，只是不得已。铁路在附近，大家就会往这来，艺术家就像苍蝇一样，哪里有腥味，就会到哪里去。我那几个朋友最初几年都幸灾乐祸希望我租的地儿给拆了，结果就是不拆，他们觉得我住得很大，眼红耳热的，最后实在按捺不住，就都搬这来了。”

以草场地为起点，现在离这不远的地方也有四五片艺术区，几千个艺术家住在这儿。798是他最初介绍一些艺术家过去的，现在也已经成为北京的艺术地标之一。

凶悍的外表和他的随和不成正比，记者还没有给艾未未拍照，他微笑着先掏出一台数码相机对记者拍个没完，大概采访他的人实在太多，要用这样的方式“立此存照”。而且，自始至终，他的语调是低的，语速也慢慢悠悠，给人一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错觉。只是去体味他说的话，才知道他依旧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艾未未，他不怕得罪地产商，轻蔑地说他们“基本上好人不多”，虽然他现在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放在他从未学过的建筑设计上。

他还说：“没有我，鸟巢不会是现在这样！”

当鸟巢正式落成之时，大多数媒体都把鲜花和掌声献给了瑞士设计师赫尔佐格和德默隆组合，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艾未未担任的鸟巢设计顾问绝不是一个挂名的虚职。作为核心决策层成员，他的意见左右了以极少主义风格闻名的两位“老外”（鸟巢确实和他们之前的作品大相径庭），有理由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鸟巢也是艾未未的鸟巢。

艾未未对记者说，他很少像这样敞开心扉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谈这么多的往事，很多话他以前不愿意去谈，现在，他显得非常有耐心，经受着本刊记者的穷追猛打，他有点担心：“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艾未未老了，说那么多话？”然后，马上他又坦然了，“该说就说，该做就做，只要你活着，就没办法推卸这个问题！”

星星画展：没什么特殊</STRONG>

《新民周刊》：“星星画展”成员严力送给我一本书，其中收录了一张您和严力在世贸大厦前裸体合影的照片，当时严力说这两座楼像两个巨人，然后您说这两幢房子没穿衣服，我们别穿着了，于是两个人就脱了衣服站在那儿，是这样的吗？

艾未未：那是严力刚到纽约的事，我们约好了去世贸大厦转一转。他说我们一起合个影吧，一般我对合影都有点不自在，那我说就脱了吧，他说真脱？我说真脱，于是就脱了。当时我在纽约已经5年，可以算是老纽约了。

《新民周刊》：这张照片是不是可以视作一种隐喻，您是不是天性就有种特别大无畏的精神？

艾未未：也没有。用北京话来说，我有点不忿，年轻气盛，书生意气。不光是对别人，对自己也一样。

《新民周刊》：家里从小是不是也都看了不少西方的画册？

艾未未：我父亲当年在巴黎学画，所以家里收藏了大量的画册，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印象派都有，我很小就开始看。看得很杂，但是没有以一个习画的人的角度去看，而只是翻阅，也没想过自己会走上艺术道路。“文革”开始后，我们就把这些画册给烧了。西方的画册，其中有许多裸体、宗教的题材，不烧的话会招来很多麻烦。之后我走上这条道路，根本的原因是艺术在我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可能。现实很简单，铁板一块，没有另外的意图可以在当时的环境下产生，完全不可能。真正的铁板一块。于是有些人开始写诗、有些人画画，作为一种个人化的活动，其实是要求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的萌芽。

《新民周刊》：星星画展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是否让您开始正视自己的未来？

艾未未：没有。星星画展对我来说就是去参加了这么一个展览，也不会为它兴奋，也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殊，当然，它体现了我们年轻人那种比较独立的态度，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与现实是有距离的，我们有意识地要走开或偏离……你知道，这不是你要的。

《新民周刊》：阿城对星星画展去年在北京办回顾展并不以为然，他说９０年代初在香港做过一个十年回顾展，那次郑重宣布，星星画会从此结束了，还当场烧了一些画。现在还办，这不是说话不算话么？当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艾未未：我没有参加去年的回顾展，他们复印了我的几张画，我是挺烦这些事的，过去式就是过去式，它属于那个时期的状态，在今天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需要谈论的却没有谈，比如自由表达的问题、言论自由问题。没什么好自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