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熟悉我的父亲

艾未未：我不是很熟悉我的父亲，我们年龄相差也比较大，我１０岁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五十七八岁了，我们交流没问题，但没有那种父子之间的爱。普通父子之间的亲昵在我童年几乎没有，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几乎是个小大人了，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来看问题。他们也不教育我，他们已经是社会上最差的人——社会的敌人——已经没有能力再来教育我。

《新民周刊》：您父亲刚回北京时还没平反吗？

艾未未：还没有，只是允许他来北京看病，允许他走动。他的一只眼睛瞎了，新疆的医疗条件很差，他就说我到北京去看病，其实是找个借口在北京住下。没地方住，就借了一个工人崇拜者（用现在的话说是粉丝）的一间空房，我们全家都挤在里面。地方不大，还受到街道委员会的歧视。经常有老太太会来家里边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不规矩的活动，时不时就有人进来探头探脑地看一看，属于受监视的人群。总之，在那样一个社会，全民皆兵，阶级斗争的意识很强。

《新民周刊》：从小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对您的心理有没有影响？

艾未未：我想有很大的影响，我以前不太愿意承认这个影响，但不承认也不会改变现实。我对中国人人性可能走向怎样低落的情况，它的残败与破落，应该说就是比较恶的那方面，我有了切身的深刻的体悟。这种败落来自于什么呢？一种不安全感还是来自于互相之间的嫉妒？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种事我从小接触不少，我见过许多斗争和死伤、莫名其妙的残害。

《新民周刊》：这样的环境中，看到现代派的艺术是不是更容易被感动？

艾未未：当然就会更喜欢一些更天真、幼稚、更无厘头的艺术作品，对它们会更感兴趣，以此来回避社会斗争。

《新民周刊》：经历过“文革”，对中国的人际关系是否也更多地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艾未未：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有短暂的真诚存在，虽然存在的理由是可疑的，但是它们是存在的。同时也会有欺骗和不真实，它们的关系更站不住脚，人际关系基本上是属于混乱的。

《新民周刊》：在中国的语境中，您觉得一个艺术家有能力去做出一些改变吗？

艾未未：我觉得艺术家太有能力了，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今天的政治就是公民的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你的放弃和失望就是整个社会的放弃和失望，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趋于一种很坏的口味或者状态。只要你活着，就没办法推卸这个责任，必须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新民周刊》：您觉得艺术家算不算一个启蒙者？

艾未未：我不认为他是，但是我觉得他具有其中的某些因素，他必须是个敢说敢做的人，因为你的工作特征使你必须进入个人化的领域，大多数艺术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进入个人化的领域，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安全和时尚化的领域，挺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