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的逼迫下，作为对亨廷顿理论的一种回应，中国当代艺术在建构自我身份时，也同样在进行这样的本质化。无论是主流艺术提倡的中国特色，国内批评家的想象，还是“海归”精英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确立，都在力图表明中国所特有的东西，必然区别于西方的东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媒介的不断变革和日益发达，大大强化了自我东方化，使得东方人自身发生变异，从而确信自己有一种区别于西方人的本质的“东方心性”。这一论述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描述的颇为相似：东方学家总是将东方本质化、静态化，以“东方心性”等一系列话语体系来描述、言说东方，而在东方主义话语的现代转型中，东方主义内化为东方人自己的东方化。尽管赛义德也曾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谈到东方主义的内化，阿拉伯人如何将好莱坞电影中的阿拉伯人的形象视为自我形象[23]，但它主要是将东方主义看作西方对东方的一种系统言说和控制方式，而德里克则更深入的探讨了“东方人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这一名词亦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被用来描述欧洲人对亚洲社会的态度。在这里我却想提出，这一概念的用法应被推及亚洲人对亚洲的看法”[24]。这种自我东方化的过程也即是自我本质化的过程。
事实上，后殖民批评在方法论上的这个矛盾，产生于第三世界文化自我建构目的与后现代主义怀疑论、解构论方法之间无法缝合的冲突。赛义德的原始方法论来自于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和谱系学，福柯的晚期思想正是具有浓重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他将自身的方法论视为一种对现代性的解构力量。后现代主义可以在现代性的坚实台阶上，倡导彻底的怀疑论和反本质主义。而后殖民批评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最终目的，却还是要进行第三世界自身的叙事，有叙事就有主体，如果不能建构这样一个叙事主体，那么一切都是纸上谈兵。旅美学者徐贲认为：“为了确立自身的政治要求，陈述自己的社会文化理想，后殖民批判不能像后现代理论那样在‘理性’、‘正义’、‘主体’等观念上采取彻底的相对论和怀疑论。”[25]他是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批评二者的比较得出该结论的，后现代主义因其在欧洲特殊的现代性发展背景，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这样一种彻底性的立场，而在第三世界的后殖民批评中则“既破需立”，“立”的重要性就必然抑制多元论和怀疑论的无限蔓延。后殖民批评不可能采取彻底的多元论和非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对抗性话语，目的不仅是破，更是立，因此，建立批判主体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必需的。主体身份是一种立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立场，才可能对殖民主体进行描述和判断。在赛义德的分析和批判中，欧美文化的“东方主义”是最主要的对象，然而，如果东方真的是没有任何本质的对象，误读和对“事实”的歪曲从何谈起？尽管赛义德在书中多次强调“非本质主义”的重要性，但是为了与欧美“他者”对抗，他就必须建立一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本质化的自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出现一定的本质化，是在所难免的。尽管赛义德强烈地对东方主义话语提出批判，但从结果上看，这仅仅是破除了“神话”，而没能真正地、有意识地进行建构，他自己也在《东方主义》一书种做出了陈述：“《东方主义》的目的是进行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而不是对一种处于无药可救的对抗状态的自我的确认。”[26]但结果却是，最终仍然导向了固化的民族性/东方本质。赛义德似乎并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一点，他几乎是被动和无意识地在进行一种身份建构。
当然，我并不是怀疑赛义德为第三世界利益的维护和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但是，通过东方人自己的东方化，必然会导向“自我本质化”，德里克就自我本质化作出如下解释：“自我本质化也许有助于对‘西方’支配的情况加以改变;但同时也由于吸收采纳了东方主义对历史的一些设想和观点，所以反而巩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同时，它还加剧了内部霸权的发展，对国内的各种意见分歧加以压制。”[27]但自我本质化仅仅是说明一种结果，并未澄清其原因，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分析他将自我“本质化”的用意和立场。斯皮瓦克将这种本质化称之为“策略性本质化”，用以说明第三世界在进行批判过程中自我本质化的目的。其重点在于“策略”，而非为“本质化”正名。这一概念的提出，对赛义德和所有第三世界批判主体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建立起批判主体;只有这样，其批判才有可以依赖的实体。
“中国性”等类似问题的提出似乎总有一个刻意制造差异的嫌疑，东方主义也正是通过已不再在现代东方内部生效的古代状况来描述现代东方的。“若果我们细细察之，这些亚洲‘传统’也许不过是些‘臆造的传统’，是欧亚人接触时的产物而非前提，并且它们也许更多生自东方学学者对亚洲的看法而非亚洲人自己对自己的审视。”[28]尽管德里克的描述显得过于绝对，但是，这些传统的再生，无疑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碰撞的过程中被迫催生出来的。
后殖民批评立足于后现代主义，是为了利用其“去中心化”的解构力量，而进行策略性本质化的基础，却正又说明中国的实际状况还有待进一步现代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出后殖民批评理论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后殖民批评与现代性具有双重的关系：“后殖民批判如果无视自己同现代思想和体制的双重关系，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多方位地考量现代观的价值，如果仅仅因为现代观与西方的关系而否定它，那么他所谓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就只能是空洞的、肤浅的、言不由衷的。”[29]后殖民批评在肯定和否定现代性时所面临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后殖民批评理论的产生正是受惠于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发展，或者说，后殖民批评是将第三世界、被殖民地域的批判主体视为叙述者，用一种不同视角的后现代主义来描述当今全球化秩序下的文化霸权问题。它分享着现代性的批判话语，并企图通过该种话语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来实施批判行为;另一方面，后殖民批评又不得不将现代性作为一个批判对象，审视其中的殖民话语和压迫结构。因此，在后殖民批评看来，对现代性的态度应该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类型，不同的被殖民状况来调整自身的策略，其中的一个基本维度就是当代本土经验。在这里，当代本土经验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应该警惕非历史主义的本土性、民族性，否则，后殖民批评自身就会沦为简化的意识形态工具，参与到新的压迫结构中去，丧失其批判精神。
任何叙事和知识都必然关涉到政治权力，因此，后殖民批评自身也是如此，关键在于它所坚守的政治立场究竟是如何的，服务于何种利益团体？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方法，既服务于建立自我的文化身份，也服务于现实情境中出发的反文化霸权实践——尽管他对东方学家的批判未必都合理，但其目的可以从后期的“知识分子论”中得到解答。赛义德在1994年重新为《东方主义》写的后记末尾谈到，“回首遥望，《东方主义》至少有一个优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它对这一斗争保持着一种开放并积极参与的姿态”[30]，在后来岁月中，他不仅明确地在《知识分子论》里提出自己的独立立场，甚至还积极参与到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政治实践中。同时，后殖民批评内部也是错综复杂的，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殖民主体都不一样，有着各自有别的文化情景，而且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各种阶层和地域所受到的殖民控制类型、程度也都不一样，正是因为这样的复杂性，才产生了霍米.巴巴所言的后殖民批评的“杂合性”。倘若将后殖民主义视为方法论和学科，必不能发挥其功效，也不能洞见现实问题之根本所在，因此，本文认为应该将后殖民批评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立场，在艺术现象的具体语境中的，进行灵活、深刻的剖析。甚至是在“本质化”、“自我本质化”的现象中，也不能一味地横加指责，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我本质化是否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最终指向何种价值和目的？是否有利于建构当代本土文化？抑或还是为宗主国的文化利益和新的本土压迫结构增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