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我希望我的交代，让大家不要那么乏味。简单的说，我更愿意把山水理解为如何从一种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方法。它实际上跟我自己一贯做艺术作品的方法是一致的。比如说，这次在讨论山水时，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将知识综合一体的方法。那么实际上，首先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谈论的事物。<BR>

首先让我得到这个概念的是马克思。他在很早的时候，就从一种社会学的范畴来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他指出，纯粹物质的自然是没有办法进入世界历史的，人总是要把正在进行的物质化生产间接地转换成物质现实。这时不光是一种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和人。它给了我一种去理解人跟自然关系的新的点。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戈尔拍了部电影，尽管电影存在很多漏洞，但他一开始引了两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第一个是150年前，美国人在宾州打开了第一个油井。但是，与此同时，在英国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二氧化碳可以吸收红外辐射。在150年前，这两个故事几乎是毫无关系的。那么它们的关系如何产生？最早，人们使用鲸油来照明，到19世纪，鲸的扑捉量已经到达每年1.9万头。于是商人，不是要去拯救鲸，而是发现鲸油成本太高，必须找到成本更为低廉的照明材料，所以发现了煤油。煤油的产生直接导致一种比鲸油更为廉价的能源使用方式的产生。紧接着，美国人又从更廉价的石油里边发现新的能源。一开始所使用的汽油，实际上是石油的废料。最后大家从更廉价的里边要去发现一种能源。这就是导致我们今天大家一谈到环境就会谈到排放，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英国科学家对二氧化碳的发现为这两种决定我们生存的能源宣判了死刑。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我们现在都在谈环境，要买小排量的车，要减少排量。但是联合国的科学家发现，我们人类饲养动物、吃肉所产生的温室效应，要远远高于我们汽车排量的排放。这些数字让我意识到，你必须从一种关系当中去看待事物。那么最精彩的是，6月5日，大家都知道是世界环境日，但它的来源是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开会的时候，由甘地代表第三世界，提出一个很惊人的口号，难道匮乏和贫穷不也是一个污染吗？这些事例给了我另外一个启发：我们对待任何一个进行中的事物时，应该在一种关系中来看待。那么我的作品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关系而产生的。比如说，人类在对待环境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对于未来的想象。然后他通过一种物质生产过程来替代这个自然过程。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展开的。它的模型来源于30年代，第三共产国际要生产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和生产模式的理想。他们委托艺术家塔特林，设计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在设计中，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要超过303米，即象征资本主义的埃菲尔铁塔的高度。但问题是，90年过去了，这样的理想依然保持在模型的状态里;第二，它实际上也是想从关系的角度，想把一种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关于它的生产方式，关于我们对于整个环境的理想结合在一个模型里。那么，我想它是不是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对我们今天在谈论过去和未来时的一个参照点。我使用材料，大家都知道，也是在50年代到80年代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我觉得这种生产方式很像90年前，第三共产国际理想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

为什么这个作品叫隔离？这些看起来用单一系统无法串联的东西，实际上是被隔绝在每一个知识系统之外，所以我用一个在隔绝状态下产生的生产方式和我们的记忆，与一个至今作为理想模型的概念，产生成同样一个事物。这就回到了我自己对于山水的思考。我认为，今天我们面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要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看待。我觉得对一个事物的批评的一致性比事物发生的一致性还要可怕。这就是我关于山水的整个思考的过程。

翁菱：谢谢汪建伟！熟悉我们的朋友，可能在门口会发现，天安时间整栋楼在一天之内突然被常青藤环绕。这植物怎么会在一天之内长出来？这是我们的艺术家朋友周伟的创作。周伟其实是天安时间整个空间的设计师和建筑师。80年代，我们同窗一起学习。90年，他就像今天朱哲琴的寻访之旅那样，领着我们一帮同学、艺术家朋友去云南采集过20多个少数民族的独有特色，并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少数民族设计艺术展。周伟这么多年，潜心做建筑，做设计，并不是一个在媒体面前特别多亮相的艺术家。但他的工作一直有其独特的品质、品味追求。他让我们的外墙在一天之内浓绿尽染，然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他的作品。

周伟：谢谢翁菱。关于这个作品，我稍后给大家介绍。最早翁菱找我说他们正在聊“山水”话题，想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起做一个展览。我觉得特别棒，特别有意思。她邀请我参加展览时，我正在做一个“人民长安计划”。这个计划初看之下，可能和自然生态并没有什么关系。由于长安街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象征。因此，“人民长安计划”想要对长安街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分析、重新建构，消解长安街这种权利空间、政治空间、资本空间，然后再做一次重构。这个计划非常庞大，但是和翁菱聊过后，大家认为这也是从社会生态角度来看待长安街。我当时的想法，是想把这样一个将城市空间平等化的作品拿出来，参加山水大展。因为，我觉得在自然生态层面上讨论山水问题，根本上还是人和人的关系。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态危机、生态困境，或者说人和自然急剧恶化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当时希望用这个计划来参加展览，希望通过对政治权利和资本空间的消解，将空间平等化，来呼唤理想的社会类型。从社会生态层面来说，只要我们的社会能够形成理想的良性的社会生态系统，那么自然生态系统就不会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所以今天我更愿意在社会生态系统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谈论我们的山水，谈论我们的自然生态。

大家都知道，地球重病。但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人类先重病，建立了一种病态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病态的人与人的关系又构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类型;在这种病态的社会类型之下，大家又选择了一种非常无奈、非常矛盾的生活方式——一种对物质主义、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的极大追求。在这种状况下，富人、发达国家和富的群体希望占有更多自然资源，来掌握更大的财富，来控制更大的群体。穷人、穷国和发展中国家希望争取一些自然资源，来脱离贫困，从而达到一种社会平衡。正是在这个追求社会平衡的过程中，人类不停地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因此，自然生态的危机和困境，实际上还是社会生态病态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我最早希望拿“人民长安计划”来参与山水项目。但由于制作周期的原因，计划还没有实施。所以，我实施了现在外墙上的这个作品。从我自身的角度上，我并不想预设立场，只是生活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所看到的作品的自述，只是我对市场的一个调查报告。报告大约有100多页，这里只是摘了一小部分。希望大家通过对市场以及现场的感知，来思考我们现有的生态模式，它的真诚性。我想表达两种矛盾：经济发展与生态自然保护间一种特别复杂、深层次的关系;长期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面对不堪重负的都市生活方式的一种无奈和矛盾的心里。就是一种假的比真的更真。谢谢！

翁菱：这次展览我们共有五件作品。现场有两位艺术家。地下剧场得到了利用，邀请的是美籍华裔建筑师、艺术家林璎女士。她是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27日，她将到北京，联合众多NGO组织、专家，组织对话及讲演。届时，我们将可以了解林璎女士个人对环境、对自然之爱的解说。

今天第一场，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田松博士。他著有大量关于环境、全球化、传统现代化的著作，并翻译大量相关作品。我们请他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经验。

田松：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的邀请。我看起来像是一个艺术家，但实际不是。但长久以来，我对于艺术是十分向往的。今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我久仰的朱哲琴小姐，我深感荣幸。还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吕植教授，她在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

之所以被邀请，因为我写了一本书，叫作《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副标题叫作“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其实，本来的副标题是“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出版社觉得太灰色，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就加了一个问号。但我得观点是一个肯定的观点。我们通常会有一种进步的理念。有这样一个经典故事，说在一个村落里，来了个观光客，见到放羊的孩子便问道，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啊？”

“娶媳妇啊！”

“娶媳妇干什么啊？”

“娶媳妇生孩子啊！”

“生孩子之后干什么啊？”

那孩子说，“放羊啊！”

说毕，观光客内心深感悲哀。